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桃花扇底看前朝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作者：许石林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游刃于历史人物掌故之中，上到帝王，下至文官武将、黎民百姓，皆不在话下钻石台宽比亭深比没写；小到个人慎独功夫，大到社会建制，提笔即成；嬉笑怒骂间，旧社会的三纲五常钢骨、社会情状，跃然纸上。在调侃古人“冥顽不灵”的字里行间，亦戏说着先贤金石之言，劝善之意。

　　莫说今人士大夫式的劝善教化以言志载道太过冬烘，抹杀学人进德彰贤的现代意义；更不能单以一个“旧”字将古人宣扬的德行义理沦为阻碍个性解放、现代文明进步的众矢之的。作者将忧世之心，化作崇古之文、笑骂之笔，其中自有深情。

　　作者简介：

　　许石林，主要著作：《损品新三国》《尚食志》《文字是药做的》《饮食的隐情》

　　书摘正文：

　　序

　　古代王朝的能量

　　世间万事一理——一个王朝的能量，犹如一个核反应堆，开国之初，如该反应堆核能量最充沛强劲之时，至其衰亡覆灭，则其能量衰减微弱，不足以供应整个王朝运作对能量的需求。至于其消亡后，仍余脉不绝，那就是核废料的降解过程，不足道，充渔樵闲话而已。

　　就是说，核反应堆的能量再强劲充沛，毕竟会逐步衰减，这是个宿命，所谓气数，就是这个意思。

　　英明的开国皇帝，思维、行事大开大合，挥洒之间，无不切中义理，体现出兴旺强健的正力量。明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御览全国地图，侍臣见朱元璋心情不错，就说：我大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前所未有啊。（“舆地之广，古所未有。”）这显然是奉承皇帝。但朱元璋不是那种有文艺范儿的皇帝，一听好话就高兴得想拉二胡唱K，他对现场的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正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会带来治理的难题，因此，不管在哪里做官，各级官员必须德行高尚，因为只有一个居上位的人的德行方能让他人叹服，这是为政的前提。商纣王拥有天下，不也亡了？而他的祖先商汤的本钱起初才七十里，却慢慢地拥有了天下。都是因为一个字：德。有德者就是正能量钻石台宽比亭深比没写！（“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钻石台宽比亭深比没写！”）

　　帝王以礼乐化民，祭祀之事，非常重要。洪武年间，制作太庙的祭器，礼部反复研究，以为必按照古礼制作，丝毫不能马虎，为此一些儒生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各自依据古书的描述，相互指摘挑剔，水火不容。就跟今天学传统之学的年轻人一样，为一个汉服、儒服之类争论得不共戴天。朱元璋说：你们别争论了，“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必有损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无谓，其制祭如生仪”。洪武十一年（1378）初秋，朱元璋祭太庙，由于祭祀用的板栗没成熟，负责祭祀工作的太常向朱元璋汇报，请求能不能用桃子代替。朱元璋听了，说：当然可以！礼从宜嘛。今后所有用来祭祀用的果品，不必常备，更不必让各地数千里供应，就用时令的果品即可。这个要形成一个制度（“着为令”）。

　　朱元璋虽然不是读书人出身，没什么文化，但真如子夏所言：“必谓之学矣！”

　　同样的事，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这样处理的——赵匡胤刚建立宋朝，到太庙祭祀，见祭器笾豆簠簋之类，陈列周详，他不认识，问这都是些什么？近臣汇报说是祭祀用的礼器。赵匡胤笑了：我祖宗恐怕也不认得这些，撤了吧。用日常的膳食祭祀即可。赵匡胤自己行礼完毕，却对刚才的近臣说：你们依然将刚才那些礼器摆上去，方便其他人来祭拜，不能因为我，让别人无所适从。

　　邵康节称赞赵匡胤：真是一个懂礼乐真谛的达人。（“达古今之宜矣。”）

　　这就是王朝初期的正能量核反应堆，帝王言行，大事小情，无不“达古今之宜”，垂范天下，上能推诚，下无逸口，国家呈现出兴旺的气象。

　　考诸往史，每个王朝发展到后来，无不是能量衰减的过程。再健康的事物，久则必然生弊，犹如衣服由新到旧，其污染肮脏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各种各样的困难矛盾也会越积越多。比如，至明朝正德年间，单是宗室亲王就有30多位，郡王215位，他们的子弟还都是各种吃国家财政的官，消耗非常大。永乐时期就将这些宗室的俸禄大量削减过，显然当时已经负担不起了。到了后来更负担不起。国家机器其他部分的运转也都日渐冗繁沉重，如洪武初年（1368），锦衣卫官共205人。由于维稳和反腐任务重，机构重叠设置，到嘉靖八年（1529），锦衣卫官增加到了1700多位。弊端这个东西，具有疯狂生长的能力，拼命革除，尚且不尽；稍有懈怠，满目尽是，以至于连个正常参照都找不到，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弊端了。

　　明朝每个王朝出现的短期中兴，就是继位的皇帝奋力革除弊端，给核反应堆增添新的能量，能量所加，必然有腾旺的气象。

　　洪熙帝在位仅一年就死了，但其仁政所施，颇有成效。明朝帝王都学了朱元璋的坏脾气，疾恶如仇。洪熙帝刚继位，就下诏说：朕的脾气不好，如果过于疾恶，对罪犯的处罚在朝廷的法律之外，即过分干预司法，请司法部门再三执奏，劝说提醒朕。如果你们再三执奏，朕还是不听的话，可五奏；五奏还不听的，就联合其他大臣一起奏，提意见，你们把朕当成一个昏君、暴君来对待，直到朕同意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为止。这要形成一个永远的制度（“永为定制”）！

　　宣德九年（1434），朝廷想将位于德胜门外的教场，即京城的教场用于操练和检阅军队。因为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检阅，所以德胜门外的教场面积有些狭小。皇帝派大臣去选新址，新址选在西直门外白云观附近。皇帝又派大臣去详细查看修建新教场的工程难度和估计预算。

　　大臣回奏：新址是很理想的。只是要拆迁三十六户老百姓的房屋，另外百姓种的麦子，还有桑树、枣树、银杏等果树都是成树，每年都给百姓带来一些收入；还有一些坟墓，有当地人家的，也有城里人家的，这些都要拆迁或平毁。尤其是旁边的白云观周围的土地，都是当地百姓用来种植纳税的好土地，这些，朝廷都可以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公共设施等名义拆除，给老百姓一点小小的补偿即可……

　　“行了！”宣德皇帝没听完就打断，让汇报工作的大臣别再往下说，他决定教场先不迁了，别折腾老百姓（“勿病民”）。

　　明仁宗、明宣宗两位皇帝在位的时间都不长，但却创造了明代的“仁宣之治”，可见皇帝稍微一认真，就很快见成效，犹如给核反应堆里增添了新的能量。

　　但是，后面的皇帝就基本上是消耗能量而非增添能量了。最后到崇祯皇帝时，明朝的核反应堆已因年久失修，坏了、泄漏了，不能使用，他想添都没法添。

　　至于有的短命王朝，虽号称王朝，但并不具备王朝的基本素质和条件。也没有什么反应堆，就是根蜡烛，还嘚瑟着，不停地折腾，迎风流泪，不加节制地燃烧，其消亡和覆灭就更不值得一说了。

　　第2页 :成王败寇的真正含义

　　成王败寇的真正含义

　　科举制其实是个伟大的创举，它使出身下层的士子有了上进的通道，使王朝有了人才吐故纳新的机制。但是，任何制度都要操作得好，如操作不当，久则生弊。唐朝，科举让两个读书人受挫，一个是黄巢，一个是李振。这两个人科举不成，一是他们的文章的确不行；二很可能是科举执行者量材标准有失偏颇，让应该获得上进机会的人，遭受阻蔽，堵塞了人才之路。黄巢生气了，后果很严重，挥刀造反，四方响应，天街踏尽公卿骨，使唐朝一下子陷入极度病衰时期，无药可治；藩镇割据，神州瓯裂。

　　其实要是当时有人在旁有力辅佐黄巢，不让他和朱温闹翻，黄巢说不定能成事。可惜黄巢目光短浅，朱温被围困在同州（治所在今陕西渭南市大荔县），黄巢不救，于是朱温降唐，转而攻巢。也可能黄巢为人不如朱温那么凶悍奸险，所以最后败在朱温手里。朱温是借着黄巢起来的，以其勇猛善战，帮助黄巢把唐朝打得奄奄一息，最后却倒向唐朝，把黄巢收拾了。总之，黄巢发狠忙活了一辈子，都替朱温忙活了。收拾了黄巢，朱温把名字改成了朱全忠，以向唐朝表示全心全意的忠诚，简直就是没有唐朝就没有朱温。他从造反的贼寇陡然变成了唐朝最忠诚的忠臣，许多唐朝的文臣和读书人很不相信，但嘴里不敢说。

　　朱温的父祖都是乡下读书人，教书谋生，日子过得很清苦。朱温很看不起自己父祖那样苦哈哈地生活，也从小就仇恨读书和读书人。这小子极端聪明，城府极深，胃口极大。朱温替唐朝灭了黄巢，文弱的唐朝将能给朱温的荣耀都给了，口袋都翻底儿给朱温看了，但朱温觉得不够：他想当皇帝。正在此时，另一个因为科举受挫的读书人李振站了出来，他要复仇，他对朱温说：现在阻碍您当皇帝的人，都是朝中那些读书人出身的官员，这些人平时自诩是所谓清流，您别看他们现在不作声，但心里很鄙视出生入死打仗的藩镇武将，把他们杀了扔到黄河里去，让他们这些清流变成浊流！看谁敢再鄙视您。朱温一听，笑而从之，一下子把三十多个读书人出身的文官杀死扔到白马驿（今河南滑县境）附近的黄河里去了，史称“白马之祸”。朱温扫清了自己当皇帝路上的清流文官障碍，轻而易举地当了皇帝，改国号梁，即称大梁皇帝，揭开了历史上最混乱血腥的五代时期。

　　朱温当了皇帝，怕人笑话，名字也不叫朱全忠了，又改名朱晃，结果他当这个皇帝真的一晃就过去了——朱皇帝其实很注意抓经济，富国强兵，也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效。但是政策很偏，即经济再好，也改变不了他仇恨读书人、仇智恨学的心态。他当了皇帝后，参照前朝，觉得应该要有个样子，也不懂装懂地提出发展文化，弄几个读书人出来装装门面，希望他们写写歌颂皇帝和祖国的歌曲啥的。比如他邀请其时已经隐居山林的司空图出来当官。司空图看透了朱温的本性，不敢不出山，但是伴君如伴虎，而朱温本身就是只虎、饥饿的变态虎！司空图在朝堂上故意走路跌跌撞撞的，把手里的牙笏都掉在地上了，后果很严重——这是严重的失仪。司空图被朱温斥退，正中下怀，又赶紧隐居去了。

　　朱温这皇帝当得很不像个皇帝，贼性不改，经常招呼一帮流氓出身的哥们饮酒啸聚。他的哥哥都看不下去了，趁着酒劲儿骂：朱三儿！你这个德行也配当皇帝！

　　其实那时候已进入了一个聪明人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有智谋的人横行的时代，一个聪明、智慧而无道德的时代，许多人因为没有道德、没有文化却成事了。我在成都参观过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寝宫里有王建的石雕像，相貌看上去相当英伟。王建，也是流氓无赖出身，因为他排行老八，人称“贼王八”。现在咱们骂人王八、王八蛋，就是从这儿来的。“贼王八”王建因其贼，在四川盆地成就大业，当起了皇帝。

　　朱温当皇帝，经济实力是有的，军队也是能战斗的，他为人也是很聪明机警的，他也是很勤政的。但是聪明人没有了仁义道德的约束，一味地逞他的聪明厉害，行使其雷霆手段，还是治不了国。何况他还很淫乱，把自己的儿媳妇睡了个遍，跟相貌出众的儿媳妇还睡出了感情。不到六年，朱温先是被割据在太原的李存勖重挫，后来被自己的儿子杀死，死得很惨，他儿子一刀戳到他肚子里，由于用力过猛，刀从后背出来，穿了个透！

　　朱温以乱贼盗寇出身，成事当皇帝，人称其为梁太祖，但是一般人还是认为他是贼寇，是乱五代之首的恶贼寇。

　　同为朱姓的另一位皇帝是明朝的朱棣，以造反起家，后来承继大明正统，其文治武功将明朝推向辉煌的永乐盛世。所以，人们仅在背后同情猜测被他赶下台的建文帝，但对于朱棣的王道事功还是很认可的。朱棣死后，明朝效法唐李世民，尊朱棣庙号为太宗，仅次于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后来明世宗时，追改太宗为成祖，又将朱棣的尊誉提拔了。史家对此无异议，因为朱棣的确是成就帝王大业、践行王道的有为皇帝。

　　同为朱姓皇帝，朱温以奸篡得逞，朱棣以反叛成功，在唐昭宗与建文帝看来，都是反贼盗寇；朱温肇“白马之祸”，朱棣诛方孝孺十族，均可谓酷烈凶残。朱温称帝，行盗贼之法，以至于国灭惨死，虽曰梁之太祖，而百代以下，仍称其为贼寇；朱棣以反叛起兵，夺位登基，大行王道，文治武功，大业卓著，百代以下，犹追誉其功德，越宗而祖。二朱为帝，天壤之殊，耐人寻味。古人说：“德象天地谓之帝，仁义所在谓之王。”此真理也。

　　元代无名氏的杂剧《犯长安》之《李傕定计》——李傕道：“雄兵十万吾为首，昼夜兼程朝西走，这次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夺了长安为董公报仇。”元代读书人不敢明说“成王败寇”这句话，因为其时蒙元狂飙治下，所行非王道。故读书人内心鄙之，目蒙元为贼虏盗寇。既不愿意屈身服侍之，又不能公开言明，于是转而经营舞台，借戏中人物之口向社会道破天机。

　　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演讲》中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习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但近代文明国家，不是如此。”孙中山先生此言或可有补充阐发之处：自古贼寇起事，事成而行王道者，即改贼寇之心为王者之心，故曰成王。也可以说，惟贼寇行王道者能成事，即事以王而成，故曰成王；又贼寇之性不改，以贼寇而侥幸成事者，自古鲜有，有亦必奄忽而成，倏然而败。反过来，即先为王者，后弃王道而行贼寇之道，人必以贼寇视之，其必然以贼寇而亡败。

　　过年闲居，忽思十多年前春节，在华山脚下一农场，华县皮影戏艺人为我们几个人演出的专场折子戏。夜幕下，天穹如墨，只有华山顶上偶尔闪烁的灯光，更增添了天地间的寂静空旷。其中有一场武打戏《狼虎峪》，说的是随黄巢举旗反唐的朱温投唐反戈击巢，狙杀于狼虎峪，黄巢兵败自杀的事。剧中黄巢与朱温对打，锣鼓铿锵激烈，老艺人潘京乐那沙哑苍劲的嗓子猛地迸出：“朱温呀！朱温！我把你个贼……”

　　听得人浑身一震。

　　第3页 :黄道周：忠心佞口一孤臣

　　黄道周：忠心佞口一孤臣

　　考察中国历史，每至一朝末季，大厦有颓斜将倾之危，而拯救此朝代的意见大致有两种：一是从根本上扶正，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匡扶之；一是裱糊粉饰，人君与臣民得过且过，大家都好过，手拉手一起陪着王朝凄美而文艺地死去。到了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人的欲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煽挑，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激烈的意见：革命、建制——希望将复杂的社会变革换成革命的手段，建立一种舶来制度，希冀能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

　　第一种，必然不被广泛接受，因为王朝既久，弊端丛生，而人心不宁，平居思乱，各怀不靖之志，这种固本培元的意见往往被认为迂阔缓慢，不能满足人迫切的需求，故即便是人君，也不会接纳这种意见，更从未见施行。第二种，今天仍盛行于某些公知和民众中，以为建立甚至照搬某种制度，则可将万千困惑胶着如难言之隐一洗了之。这种意见尤其容易获得广大愚众的欢心，因为这是在煽惑满足与迎合愚众的非分欲望，看上去很美，很嗨。但是，以其躁急功利、不切实际，绝不可行，也行不通，其命运必然是一直亢奋地哀怨着、哀怨着。

　　考诸往事，第二种意见宿命地被一次又一次选择。选择是选择，但是，它究竟好不好，有李鸿章与大清朝的命运作注，就不多解释了。

　　这里要说的是以黄道周为典型的明末士子，为挽救即将颓亡的明朝，给崇祯皇帝谏言的故事——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黄氏祖居湖北江夏，为黄香之后。黄道周天资过人，少年即有“闽海才子”之名，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任天启朝翰林编修、经筵展书官，崇祯朝翰林侍讲学士、经筵展书官。

　　黄道周是个典型的士大夫，行事但循义理，不屑圜转，俗称戆头。戆，愚直也。被称为戆头者，即任气节而不顾利害之人。故古人以为，惟此戆头，方可以托孤寄命。

　　崇祯二年（1629），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钱龙锡举荐袁崇焕为帅，东北拒敌失败，这一战对崇祯的打击很大，他乱了方寸，因而十分恼怒，大兴株连，要杀钱龙锡。满朝官员无一人敢出声，惟黄道周连夜上疏，为钱龙锡辩冤，直指崇祯帝的过失：“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自负急躁的崇祯帝阅疏大怒，“以诋毁曲庇”，着令回奏——崇祯在盛怒之下，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其实是给了黄道周和自己一个退避圜转的机会，不料黄道周再疏辩解，表明自己“区区寸心”“为国体、边计、士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崇祯帝的愤怒被黄道周沮阻，所以非常反感黄道周，几乎将他也一起杀了。由于黄道周的据理力争，钱龙锡得以不死，而黄道周却因此被降三级调用。

　　黄道周三疏诤谏，学的是他的老师袁可立。从此名声大振。

　　崇祯五年（1632），黄道周以疾求归，临走却给崇祯帝上了一疏，言辞激切：“臣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陛下欲整顿纪纲，斥攘外患，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缙绅；陛下欲剔弊防奸，惩一警百，诸臣用之以借题修隙，敛怨市权。且外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拘挛守文之士，而在权力谬巧之人；内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锥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丛之大。”黄道周以请求退休者的身份，冷眼旁观，精准地指出了崇祯帝面临的尴尬局面：诸大臣几乎没有能真正为朝廷国家考虑的，不但不为国家尽力，反而利用权力打压那些真正想为国尽力的仁人志士。这话说得崇祯帝心惊肉跳，内心很沮丧、恼火。崇祯帝批复，跟上回一样，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要解释两个敏感词：“葛藤”“株连”。

　　从古到今有一个怪现象：有的人就是不接受含蓄的表达，非要让你把话说清楚、说露骨，你说清楚了，他却受不了了。黄道周无奈，只能进一步申明自己的见解，几乎将崇祯即位以来以及从前三十年的弊端和任用人才的失误全部说出来了，把皇帝信任的重臣们的所作所为一语道破：“迩年诸臣所目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黄道周很不给皇帝留面子，并且直刺当时崇祯信任的几位大臣。崇祯帝阅疏，非常生气，将黄道周贬斥为民。

　　崇祯九年（1636），黄道周又被启用，复原职，迁左谕德，擢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充经筵日讲官——崇祯帝冷静清醒的时候，也会想起黄道周的话，因为经过时间检验，黄道周所发现的人和事几乎被一一证实了。加上黄道周学问精深渊博，人又正直，名气又大。这就是他又重新任用黄道周的原因。可是，刚一上任，黄道周就连连上疏，不改其激切直言，当然是没有悬念地惹怒了崇祯帝，又掉入了一个由兵部尚书杨嗣昌等人精心布下的陷阱——其时朝廷肃清东林党，黄道周虽不是东林党朋，但也被株连，心灰意冷，请求辞职回家。临走他上疏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本来是谦虚之词，也可以说是敷衍，列举十数条理由，有一条说自己“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这句话被切齿痛恨他的杨嗣昌等人抓住不放——其时，有人揭发弹劾郑鄤曾经打过自己的母亲，这可是大逆之罪。关于此，有两种说法，一是郑鄤少时，其母悍妒，犯七出之过，其父欲杖而教训之，郑鄤不愿意父亲担此名誉，乃泣而求代父杖母，也可能是怕父亲下手过重，自己代父执行，做个样子，让父母都好受一些；二是郑鄤的确对他母亲不好，蒙骗了曾经路过在郑家小住的黄道周。郑鄤百口莫辩，后来被处以凌迟。这样一个大逆不道之人，黄道周居然称赞他的文章好，这让人抓住了把柄。崇祯帝也犯了人君不该犯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黄道周辩解说自己只是认为郑鄤的文章写得比自己好。但是，崇祯帝就是抓住这一点不放，斥责他居然同情称赞一个忤逆的郑鄤！

　　为什么朝廷那些大臣如获至宝地抓住黄道周这一点不放？因为也许是骨子里的孝道血统和仁孝文化基因，黄道周一直主张严格遵循以孝道治天下，当时崇祯皇帝最倚重的宠臣杨嗣昌，父母死应该丁忧守制，而崇祯却将其夺情起复，这是没有遵守孝道。黄道周指杨嗣昌不守孝道，为此还举行了一场辩论——“与嗣昌争辩上前，犯颜谏争，不少退，观者莫不战栗”。斥责杨嗣昌不遵礼守制，有违孝道，无疑也是指责崇祯，这很明显。因此崇祯帝极力袒护杨嗣昌等人，崇祯和杨嗣昌君臣组合对付黄道周，黄道周雄辩滔滔，纵横莫当，这一场千古罕见的抗辩对话，即便是编剧妙手，也难呈现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

　　最后辩论不过黄道周，崇祯帝愤然怒斥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闻此言，黄道周豁出去了，高声争辩、步步紧逼：“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他厉声直逼皇上：“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

　　这场辩论的结果，黄道周被连贬六级，调任江西按察司照磨。

　　黄道周确实犯了他的戆头脾气。

　　有关戆头，明朝初期的烈士方孝孺有言：汉代汲黯（长孺）、三国吴张昭（子布）就是千古戆头，这两个人幸运的是遇到了理解并尊重戆头的人君，故能成就戆头的功业。而其他人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方孝孺自己的命运最惨，蒙诛十族之酷，千古仅见。虽然这样残酷地绞杀戆头，戆头却代不绝人，到了明末，就出现了黄道周这个人。

　　崇祯十三年（1640），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黄道周。——这就是古代的士大夫，不怕跟黄道周这种有问题、犯了错误的官员来往，非但与其来往，还向朝廷推荐他。此古风今已绝矣！崇祯最忌讳官员之间相互勾结串通，以朋党为之戒。他认为解学龙被黄道周迷惑了，大怒，下令将二人逮捕入狱，以“伪学欺世”之罪重治。这时候，有几位大臣力谏，遂改为廷杖八十，永远充军广西。经此杖谪，黄道周更加声名远播，“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说到这里，让人不得不为明朝在最惨淡的时候，尚有有良心的士大夫而感叹：在大厦将倾之危时，还有人站出来说良心话，可见大明朝士气没有死绝。

　　明朝到了崇祯时代，内有闯献造反，四方扰攘；外有崛起的大金，虎视眈眈。而明王室贵胄，谁也不愿意自己减损一丝一毫的利益，为朝廷和皇帝分忧纾困，总以为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砸不到自己头上。崇祯是个很想做好皇帝的人，也很勉力勤政，比他前面的列祖列宗要像样得多。但是，崇祯的命运不好。明朝走到这个时候，他很急躁、很焦虑，人一着急，就没有不乱的。他也看到了明朝问题的根本所在，但是，他没把握选择一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大拆大卸、推倒重来这种方法是坚决不会选择的，谁也不敢给他提供这种选择。应该说这种选择其实不是选择，是宿命，是等着你的宿命。一种意见就是黄道周这种正直的士大夫的意见，让皇帝不要被眼前的一些烦乱的不稳定乱象搅扰，应该从根本上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朝廷，匡之扶之。

　　黄道周给出的意见是：祛除皇帝身边那些敏慧可人的才智之士，如兵部尚书杨嗣昌、内阁首辅温体仁之辈，这些被皇帝信任而重用的能臣干才，无一不是裱糊匠、装修师傅。他们主要摸准了崇祯皇帝的脉搏，崇祯很想与关外的清兵讲和，但是不敢明说，怕士大夫清流们不答应，自己也不愿意落这个名声。历来研究明史者，很多人批评明末这些士子，为了成全自己的士大夫名节，耽误了明朝的命运，此所谓书生误国。如顾诚《南明史》评价刘宗周和黄道周：皆非栋梁之材，“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再如撰写《二十一史札记》的赵翼，说得似乎更有条理：“统当日事势观之，我太宗既有许和意，崇祯帝亦未尝不愿议和，徒以朝论纷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国力困极，宗社沦亡，岂非书生纸上空谈，误人家国之明验哉！……诸臣不度时势，徒逞臆见，误人家国而不顾也。”

　　赵翼的这种观点，很被后来的学人认同并深以为是。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书生气节的极大诬枉，是一种计较成败的、实用的功利思维，还是一种事后聪明。书生原本就应该这样生存，如浩然正气盎然充塞于天地之间，端看一个朝代如何使用这种气。用得好，就是你的正能量，正好借助其力，风正帆悬，劈波斩浪；用不好，就是你的负能量，对峙抵触，摧樯折橹，加速你的覆灭。况且一姓一国之存亡，原本就不是书生应该关心的，书生关心的是天下的存亡盛衰。至于一个朝代悲摧地灭亡，朝代更迭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就是历史变迁的正常磨损，革故鼎新，岂能计较琐屑毫末？

　　实际上，黄道周并非腐儒迂阔，他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早知道大明朝气数已尽。他在给自己的老师袁可立所作的《节寰袁公传》中说：“智者不能谋，勇者不能断，慈者不能卫，义者不能决，赖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他明知道当时的国事，已非当时的诸臣可为，非赖有圣人出现不可，可他为什么不退隐林下，以等待时局的变化？为什么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因为天下需要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东汉末年，就有这种士大夫，明知汉之气数将尽，但仍然鼎力扛持。怎么理解这种不知圜转变通的书生意气？简单说，就是当此江山更迭之际，要以士大夫的固执，增加新王朝夺取政权的难度，提高夺取政权的门槛，这种难度和对抗，能给新政权自觉地注入一种强健的文化基因。蒙元初期，以杀戮震慑，每攻占一城，见反抗者即株连屠城，到了即将横扫天下的时候，凶残的嗜杀者也觉察到，要是把这种反抗的力量全都杀尽，则将来连自己需要这种力量为自己扛持的时候，都没有人了，也没有这种士大夫的种子，所以才听从了耶律楚材等通晓汉文化的读书人的建议，招中原读书人而用之，才有了许衡“不如此则道不尊”。

　　况且，天下不能都是聪敏灵慧智巧之徒，若人人都谙熟圜转，人人都是不粘锅，那才不啻人间地狱——试想：倘若天下人皆以见风使舵为识时务、知变通者，则人无恒心，朝廷这艘大船，就只有哪里来风就往哪里使舵，非但不能扬帆航行，反而因总在随着众人各异的诉求随意变换航向，直到触礁沉没。

　　黄道周给崇祯皇帝的建议，在于竭力维护道统纲常，而此道统纲常的核心就是“孝”，作为天经地义的孝道，是诸德之本，皇帝以孝治理天下，是为固本培元，扶正本元，则“通于四海，光于海内，无所不通”。

　　基于此，他对杨嗣昌、温体仁等那些所谓识时务、善变通的人是很不屑的。做个比喻，杨嗣昌辈就是装修师傅、裱糊匠，能满足崇祯皇帝急于看到国家有起色的心理。而黄道周等人的这种固本培元之策，如中国古代建筑的“打牮拨正”法，即将地基塌陷、梁柱歪斜的大厦，用“打牮拨正”的方法将整个大厦的上层骨架支撑起来，再更换衰朽的梁柱椽檩，填充加固地基，最终使大厦重新复归于稳固泰然，延年益寿。黄道周的这种方案，虽不是大拆大卸、推倒重来那么令人震撼，但无疑是有巨大风险的，这对焦躁疲惫的崇祯皇帝来说，是接受不了的。

　　黄道周挨了八十大棍，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卧床八十多天，才能稍稍起立。读过方苞的《狱中杂记》者，可知当时狱中的规则与“潜规则”，虽朝代不同，想必情形几无差别：俗话说靠山吃山，狱卒靠犯人就吃犯人。据《黄道周年谱》载：“先生既以清苦闻天下，诸狱卒皆不敢有望，于先生惟日奉纸札丐先生书。”黄道周是有明一代杰出的书法家，其行书，人称“飞鸿舞鹤”，其楷书“峻厚古拙”，与王铎、倪元璐并列明末三大家。当时的狱卒也知道黄道周的字好，于是每天请他写字，黄道周也不推辞。“先生时时为写《孝经》，以当役钱。凡手书《孝经》一百二十本，皆以狱卒持去。”他在狱中待了约15个月，平均每月要写近10部《孝经》，不断抄写内容相同的《孝经》，据说看现存的黄道周楷书版《孝经》，无一不是恭谨不苟的作品，可以看出书写者内心的端严庄敬之情，无丝毫草率敷衍。黄道周对《孝经》非常敬重，《孝经大传序》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他曾说：“臣观《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

　　的确如历来学者所言，孝是黄道周倡导的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他用一生竭力维护的道统纲常。有人说他在狱中不间断地书写《孝经》，实际上是一种笔谏，是他的政治宣言。

　　这种诤谏与宣言，未尝不被崇祯皇帝从价值观上认可，但是，却不愿意接受施行，以其太缓慢迂阔，远水救不了近渴。大凡朝廷到了危殆之时，主政者都焦虑急切，犹如答题，不耐烦换算过程，就想要个直接答案。

　　果然，杨嗣昌病死（一说因事不利，无颜见崇祯而自杀）后，崇祯皇帝又想起了黄道周。《明史》的细节十分生动——

　　崇祯十五年（1642），道周戍已经年。一日，帝召五辅臣入文华后殿，从容问曰：“张溥、张采何如人也？”皆对曰：“读书好学人也。”帝曰：“张溥已死，张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称之？”对曰：“其胸中自有书，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不免偏。”时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己方再入相，欲参用公议，为道周地也，即对曰：“张溥、黄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学，故人人惜之。”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宽大，独其家贫子幼，其实可悯。”帝微笑，演曰：“其事亲亦极孝。”行甡曰：“道周学无不通，且极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传旨复故官。道周在途疏谢，称学龙、廷秀贤。既还，帝召见道周，道周见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复得见陛下，臣故有犬马之疾。”请假，许之。

　　可见崇祯皇帝内心知道黄道周虽然有一张厉害的佞口，但是却怀着一颗不贰的忠心。有人替黄道周说话，崇祯帝就顺着台阶下了。

　　黄道周的高明，崇祯到底没看出来，黄道周请假告退，别有隐情——他据《易》推演，据情观察，认为明朝必亡，所以退隐故乡，著书守墓。历来有识之士，于此危亡关头，莫不如此。不久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于煤山自缢。明朝残余退到江南，新袭位的福王监国，做苟延残喘。南明弘光朝，黄道周被任命为吏部侍郎、礼部尚书。短命的弘光亡后，黄道周又回到福建。南明隆武帝又封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但是兵权落入另一心怀私利的权臣郑芝龙手中，处处掣肘，黄道周无计。

　　其实准确地说，黄道周已无心与人在朝廷中争权了，他在给自己寻找和等待一个得其所的死法。古之士人，一生无非寻死，寻一得其所之死。士有寻得其所死之心，则文死谏，武死战。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隆武元年（1645）九月十九日，黄道周募众数千人，马仅十余匹，带一月军粮，出仙霞关，与清兵抗击。这样一种显然不堪一击的出征，连黄道周的继室夫人蔡玉卿都看出来了，她欣慰地感叹：“道周死得其所了！”

　　黄道周果然毫无悬念地兵败被俘，押解至南京。清廷敬重黄道周博学忠义，派先前已降清的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对洪十分鄙视，作对联讥刺之：“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联中将史可法与洪承畴对比，洪承畴观之羞愧至极。仍然向清廷上疏请求免黄道周死刑，其时气势正盛的清廷也很高傲，不准。黄道周绝食十数日求死。这中间，他的妻子蔡玉卿来信，居然鼓励丈夫死：“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意思是家里的事有我安排料理，你不用操心，以坚其志。

　　黄道周于南明隆武二年（1646）三月五日就义。临刑前，盥洗更衣，取纸墨，画一幅长松怪石赠人，留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即将行刑，一直跟随他的老仆痛哭不已，其情甚哀，黄道周安慰老仆说：“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乃从容就刑。至东华门刑场，黄道周向南再拜，撕裂衣服，咬破手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

　　刽子手刀落，黄道周头断而身犹“兀立不仆”。敛其尸，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黄道周死后，家人收其遗物，得一小册，黄道周书，“自谓终于丙戌，年六十二”。可见他是知道自己生死之命的。他既知自己生死，亦知明朝生死，其所舍身奋力扛持，无非是完成士大夫的气节，将自己作为一块千古戆头，铺垫在历史的轨道下面。

　　一百年后，清朝乾隆皇帝为褒扬黄道周忠节，谥“忠端”，乾隆帝称赞黄道周：“不愧一代完人”。清道光四年（1824），旨准黄道周从祀孔庙——清朝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那种铁血杀戮的骠悍初创阶段了，当它步履从容，有了实力和底气的时候，胸怀和眼光使它主动地回顾历史，涵养并容纳如黄道周这样的气节之士，这才是一个王朝最强健的基因。王朝需要这种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这不仅是自己的体面，更是自己赖以生存和延续的正能量反应堆。

　　应特别补充的是，黄道周的遗孀蔡玉卿，于黄道周死后，每日以书写《孝经》，缅怀其夫。今日存世有黄道周书《孝经》真迹，亦有蔡氏书《孝经》真迹。世人无不爱赏其书法，而欲详问其人其事，则今人鲜知矣。

　　第4页 :王道本乎人情

　　王道本乎人情

　　赵匡胤嗜酒，没有当皇帝以前，他是后周世宗手下的大将，有一次想喝酒，周世宗的一位亲吏曹彬掌管御酒，曹彬跟赵匡胤关系也不错，但是，说什么也不给赵匡胤酒喝。赵匡胤有点不高兴，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矫情？咱俩这关系，你给我点好酒应该不是问题吧？曹彬说：这是官酒，我不能随便送人。赵匡胤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官家的东西哪儿有个准数？皇帝又不会亲自查验，派人查验也不过是审计一下，将数字对上而已。曹彬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自己花钱买了瓶好酒给赵匡胤。

　　后来赵匡胤当了大宋朝的开国皇帝，给大臣讲他与曹彬的这个故事，说曹彬这个人的人品非常好——“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遂将曹彬引为亲信，极为重用。

　　这样被人当面不给面子的事情，赵匡胤遇到过好多次——赵匡胤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到处找工作，流落到长武、凤翔一带，见了节度使王彦超，希望能被收留，给份工作。王彦超给了赵匡胤一点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赵匡胤建大宋，当了皇帝，将前朝的藩镇节度使都招安在自己麾下，召集他们进京开会，在御花园大摆宴席，隆重招待。宴会上，人人都借着酒兴显摆自己跟当今皇上当年有过什么交情，有的说自己的父祖跟赵匡胤的父祖有什么关系，有的说当年赵匡胤“插队当知青”的那个村跟他就相隔两个山头。只有王彦超低头喝酒，言语不多。赵匡胤发现了，问王彦超想什么呢，王回答：自己没有什么功劳，不配当这个节度使，愿意卸职，能给皇帝当一个卫士就好了。赵匡胤说以前的事儿，谁能说得准！王彦超颜色稍缓。赵匡胤玩兴大起，低声问他：那你说说，当初为什么不收留我？王彦超说：我那儿的水浅得跟牛蹄窝里的积水一样，怎么能容得下一条神龙？（“蹄涔之水，安可以延神龙？”）再说，我当时若收留了您，您就不一定有今天了。赵匡胤大笑，还让王彦超继续当节度使。

　　曹彬为人境界之高，堪称千古楷模——他在徐州当官，手下一个小吏犯了错误，按照规定，要挨杖责。曹彬经过审问，决定先不打这个人，给他把惩罚记下，直到第二年才执行。有人问为什么？大人与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吗？还是这个人给了大人什么好处？曹彬说：我听说他去年刚刚娶妻结婚，如果那时候打他，可能会让他们家人觉得会不会是所娶新妇不吉祥带来的灾祸，这样对那个妇女就太不公道了，所以“缓其事”。

　　《礼》云：“毋不敬”，可以延伸理解为做事有原则；《左传》曰：“必以情”，说的是变通。然非人情练达者，不能得二者之妙旨。曹彬领十万水陆大军平南唐，出发前命令部下将士勿滥杀，为此甚至不惜装病与部下约定。等平定了南唐，立下巨大的功劳，他给皇帝上书汇报工作，非但不夸大自己的功劳，甚至有意说得很平静，奏章上只说“奉敕江南干事回”，即您让我到江南办的事办完了，现在回复您。返程也没有随大部队奏凯而还，而是一个人租了一条小船，乘风捷发而回，船上只带了一些书。

　　圣明之君，必然胸襟广大，能识人用人，建立不世功业。曹彬的幸运是碰上了赵匡胤。赵匡胤胸襟宽广，气度宏阔，又极其近人情，正史野史所述，无不跃然纸上。赵匡胤是从后周得来的天下，立国之初，也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即人心还没有完全统一和认可他的正统地位。一般的神经质皇帝，当此时必采取紧张戒严的治理模式，而赵匡胤非如此，他反而很放松。一次宴会上，有个前朝后周的旧官员、翰林学士王著喝多了，大声喧哗，乱说话，有些话很难听，甚至直接讽刺赵匡胤。左右很紧张，看皇帝怎么处理。赵匡胤让人把他扶出去休息，这个王著犯了拧脾气，手死死地抱着柱子不肯出去，还往皇帝跟前移，大哭起来，场面很不雅观。第二天有人给赵匡胤上奏道：王著他是借酒装疯，分明是思念前朝世宗，给陛下难堪，应当治罪。赵匡胤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什么思念世宗！他就是喝多了嘛，不许联想。再说了，即便他是思念世宗，也没什么，一个书生，不过思念而已，还能干什么。

　　赵匡胤登基以后，就给他的子孙立下三条规定：一、不杀后周皇帝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提意见的人；三、以上两条必须严格遵守。

　　他的后代皇帝比如宋仁宗，有一回某官员上奏，说自己手下一个小兵士的胳膊上长了一条龙状的东西。这在过去是严重犯忌的，要是在秦始皇手里，这人不但会被处死，连他家的祖坟都要刨了，还得灭族株连不知道多少人。官员将这个小兵士抓起来，等候皇帝的处理。宋仁宗闻奏，说：这算什么罪啊！人家身上长了个东西也犯法？将他放了吧。

　　历来科举，解决了出身寒微的读书人的上进之路，也使朝廷有纳新的机制，让天下的人才有了念想和希望——人主要是要有希望、有念想，这很重要，不一定非要兑换成现实；没希望、没念想，人才不在体制内，就永远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和希望，即体制将人才阻挡在政府之外，这很危险。那些人才和自认为人才的人常常就会成为国家的对抗力量，成为政府力量的对抗者和消耗者。所以，科举对于古代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贡献非常大。

　　可毕竟能成功考取功名的永远是少数人，没考取的人难免愤愤不平，这也是人之常情。有一次，成都府接到一个读书人献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明明是一首煽动造反、煽动分裂、闹独立的诗！典型的反动言论！这还了得？知府将这个人抓了，汇报给朝廷。宋仁宗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宫，看了奏折，轻淡地批复道：这不过是不得志的老秀才发牢骚，你们不要那么紧张，别小题大做，也别治他的罪。看看有没有司户参军的位子，给他安顿一下，让他有饭吃，都不容易的。

　　迷信权力的人，以为帝王只要会杀人就行。其实，有权杀人而不杀人，才是真行。王道本乎人情，不通人情者，必然自私偏狭，必然没有仁者心怀，其胸襟气度必然不宽广，虽为帝王，强权在握，刀剑横列，手段狠戾，也不会长久。《中庸》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

　　第5页 :古代帝王下诏罪己

　　古代帝王下诏罪己

　　古代帝王对日食这种自然现象非常警惕，一旦发生，就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下诏罪己，并且广开言路，让人提意见，以匡正自己为政的过失，类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汉光武帝刘秀，什么事儿也没有，每发诏书，先说自己不好，总说自己不够资格当皇帝。遇到大旱，他也下诏罪己，说自己做得不好，使“元元愁恨，感动天气”，才导致了大旱。总之内心长存慎惧敬畏，至死留遗诏，还说“朕无益百姓”，不让大办丧事，一切效仿西汉文帝——简葬。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性格豪爽，心胸开阔，最不怕臣下提意见，甚至很欢迎臣下的谏诤。有一年的春天，上谷地方的百姓给朝廷上书，说皇家的苑囿即游乐园占地太大了，占了百姓太多的田地，请求将其缩减一半，把耕地还给百姓。大臣古弼为此去找太武帝拓跋焘汇报。古弼一脸严肃地到了皇帝处，却见皇帝与另一位大臣刘树正在下棋，两个人下得酣畅淋漓，都没看见古弼在一旁等候多时。古弼突然冲上去，打掉刘树的官帽，抓住他的头发猛扯狠拽，又将刘树从座位上拉下来，摔倒在地，拳打脚踢，边打边大声痛骂：你这误国的奸臣！诱惑皇帝于无聊游戏，荒废国政，让百姓埋怨朝廷，诅咒君上……刘树被打得满脸是血，呼号不已。太武帝拓跋焘见状，连连大叫：住手！快住手！哎呀都是朕的不是，快住手。古弼这才住手，耐住性子汇报工作。太武帝拓跋焘完全同意古弼的意见，在春耕之前，将苑囿的面积缩减一半，还田地给百姓。

　　古弼玩了一次“打狗伤主人脸”的游戏，自知伤了皇帝的面子，他抓紧将皇帝的决策下发到政府部门去执行。然后自己披发跣足，走到纠察官员纪律的部门去请罪，因为自己毕竟动作粗鲁，有失礼仪。可是，太武帝拓跋焘却说：赶紧穿上衣服带好帽子，你没有错！今后，凡是对国家和百姓有利的事，你尽管去做，即使像这次一样，颠沛造次，不顾礼仪也没关系。（“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人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顾也。”）

　　像汉光武帝刘秀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样的英明皇帝，愿意接受意见，臣下也敢于提意见，相得益彰，所以国家的气象才蒸蒸日上。居上位者，苟有毫厘之善，在百姓，则有万里之泽，可以说，自古德政，见效都是很快的。

　　宋徽宗赵佶初即位，也很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并不是后世看到的只顾文艺，不管国事。这一年的三月，发生了日食。赵佶下诏求直言，即征求批评意见。新皇帝刚继位，说不上什么政治上的失败，但是，能下诏求直言，对当时已显疲弱的大宋朝很是鼓舞。江西筠州一个类似幕僚的地方推官崔晏给宋徽宗上书，说：臣听说提意见的道理，“不激切不足以动人主意，激切则近讪谤”，就是说，给上级提意见，不激烈，就不能打动上级的心。而如果激烈，就很像是诋毁甚至诽谤上级了。对此，皇帝您要心里有底，臣下才敢说话，因为提意见的人很害怕背负诋毁上级、污蔑领导甚至造谣中伤的罪名，就不敢说话了。这就是官员们对同僚和朝政钳口不言的原因。人都不敢说话，所以才让那些谄邪之人得到了畅通无阻的发展空间。

　　崔推官进而慷慨陈词：当今的国家形势，“政令繁苛，民不堪扰，风俗险薄，法不能胜”，问题多得数不胜数，“未暇一二陈之”。皇上您面临的是这样的局面：好多年以来，朝中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都不提意见了，有的都变成了歌颂专家；负责纠察百官的纪律检查部门，都不弹劾处理犯罪的官员，对群众的举报置若罔闻，对贪官的处置还不如不处置，因为处置不当，反而会杀伤天下人心对朝廷公正的渴望。至于门下（类似办公厅）负责审核皇帝的诏书，从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哪怕是诏书有失当之处，也不加丝毫矫正，这样就使皇帝担负所有的责任，“天下之恶尽归于上”，即老百姓的怨言都是针对皇帝的，而他们都自以为不尽职尽责，反而是很会做官。（“比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喑默，以为得计。”）所以说，问题很多，很严重。但是，主要问题还是在朝廷的上层高官，把这些人的问题处理好了，天下别的事就不算事，会迎刃而解的。

　　“帝览而善之”，宋徽宗听从了地位不高的筠州崔推官的意见，并将他提拔为相州教授。

　　可是，北宋经过几次折腾，国力疲弱，尤其是打击“元祐党人”，动摇了宋朝的根本，使天下真正的俊秀之士无法为国家效力。喜爱文艺的皇帝宋徽宗心思特别细腻柔弱，耳根子尤其软，很喜欢那些谄媚逢迎的奸人，即便是罢斥奸邪，也要缠绵悱恻似的。所以，虽蔡京等人受宋徽宗重用，宋朝兴旺时期的正气一直无法恢复。到了后来才给“元祐党人”平反，毁“元祐党人碑”。可是，人心已经疏离，被平反者的后人反而不愿意朝廷平反，觉得自己的先人被列入“元祐党人”很光荣。朝廷毁了“元祐党人碑”，人家的子孙反而又重新刻上，离心离德，以至于此。宋徽宗的下诏求直言，被称为“建中初政”，看着阵势挺大，但没多久，就熄火了。

　　第6页 :宋仁宗的饮食

　　宋仁宗的饮食

　　对于清宫的逸闻，我最喜读《宫女谈往录》《太监谈往录》两本，前年拜见《清史》总编纂戴逸先生，向先生推荐后者，还寄了一本给他。我并不能考证此书所说是否确凿，之所以认为可信者，以其情理圆备耳。

　　作者信修明是读书人出身，娶妻生子后才净身入了宫，由于他有文化，为人处事圆融得体，很快就成为慈禧太后身边的近侍太监，有时候还给慈禧读书听。他的见识修养和文字功夫，今天的人是不可想象的。我起初也是因为猎奇才读他的《太监谈往录》，一读之下，认为他写的之所以可信，原因就是情理通顺。这也印证了我对德龄、容龄两姐妹“拆白党”的判断，她们写的清宫逸事都是胡说八道。

　　比如说饮食，信修明写慈禧太后的饮食起居，并不是奢华不可遏制的，而是按照早就定好的规矩办，丝毫不能逾制。民间传说慈禧喜欢吃什么，哪个菜还是慈禧给取的名字，完全是杜撰，就跟那个相声里说的“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一样，是民间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瞎猜，宫中御膳房的厨师都没法准确把握帝后喜欢吃什么。慈禧秉政，即使是大冬天，也得差不多凌晨四点起床，她是老年人，但也得“身乏强起”，不然，会被外面的王公大臣议论，说她示天下以怠政。因为她这儿若差之毫厘，到了外面可就谬之千里了。所以，不是位高权重就什么事儿都由着她。

　　在以往的朝代也是如此——拙作《尚食志·糟》一文，曾述宋仁宗皇后向吕夷简夫人索糟鱼一事，宋朝宫廷有制度：不得取食于四方。就是说，京城所在地方产什么，皇宫里基本上就吃什么，不能让全国各地进宫土仪即地方特产，以免增加百姓负担。京城绝没有逢年过节前，突然多了外地的送礼车，将道路堵死的情况！

　　岂止如此，宋仁宗有天晚上肚子饿了，特别想吃烧羊肉，但他忍着到了天明。第二天早上吃早餐，对伺候他的侍臣说：昨半夜里，朕突感饥饿，特别想吃烧羊肉。侍臣一惊，赶紧说：那您就应该降旨让御膳房做呀！宋仁宗摆摆手说：算了！朕听说宫里每有任何要求，外面就当成永例、制度，供应不断。其实，朕当时也想让御膳房做来着，但恐怕吃这一回，就让今后每天晚上杀羊成为制度，那就太糟糕了。（“诚恐自此逐夜宰杀，则害物多矣。”）在场的所有人听了，都高呼万岁！

　　我们在清宫戏里常见戏中人动不动就端起盖碗茶抿一口，帝后步履所至，茶汤都是跟随着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内监宫女勤快地给主子递水，哪怕主子不愿意喝，也绝不会怪罪。这点眼力见儿是宫廷内监必须有的。宋朝宫廷似乎就不如清宫那么方便：一次春日游园，宋仁宗中途感到口渴了，他没出声，往左右看，找水喝，但谁也没领会他的意思，就没给他水喝。等回到内宫休息，仁宗急忙对嫔妃说：太渴了，赶紧端热水来。嫔妃一听，赶紧端水。看着皇帝喝水，嫔妃才说：皇上为何刚才在花园里不向内监索水？这帮人也太不会伺候人了！宋仁宗说：朕回头看了几次，没看见随行的烧水镣子（类似带炭炉的热水瓶），就没出声。朕怕一出声，就会有人受处罚，所以才“忍渴而归”。

　　宫廷禁止向四方索食，但是，外地特产卖到京城，内务府有时候也从街上采买一些，而不是特供。有一年秋天，内务府买来一些新上市的肥美蛤蜊，宋仁宗在餐桌上见了，问：这东西汴京不产，哪里来的？内监回奏：海边来的。仁宗说：要多少钱一枚？内监回：千钱一枚。仁宗：这么贵？内监：路途遥远，且海物易馁，不易保存，自海边至京城，十不存一二，故颇为昂贵。仁宗说：这一盘二十八枚。朕常叮嘱你们不要过于奢侈，今天这一盘就吃掉二十八千钱！朕可下不了筷子。遂罢。

　　什么是尊贵？尊贵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有条件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有条件干什么也不干什么。尊贵就是自律，自律是比他律更高的要求，更是比刑律更高的要求，所谓“行己有耻”“有耻且格”。

　　从前中国的学问，都是教养君子之学，君子就是会自律的人，是自己能管束自己的人。地位越高，受的约束越多，主要是自我约束。“刑不上大夫”的意思是用比刑罚更高的要求约束士大夫，士大夫一旦刑罚加身，那可就丢人丢大了。怎么后来这句话竟然被领会成了谁的地位越高、级别越高、权力越大受的约束就越小，最高地位的就没人管了？

　　第7页 :美食背后

　　美食背后

　　国家领导人上街头平民餐馆吃饭，意在示民以俭，引导风气，一时天下欣然靡从，功莫大焉。

　　一般中国人骨子里是崇尚奢华的，即我要比你吃得好才算我成功、幸福——人心崇奢的深层原因，追究起来，恐怕是人多资源少带来的生存，即吃饭的危机感，所以，我一直认为美食背后有深层的吃饭焦虑。前些日子，买了一台打果汁机——不是榨果汁机，以往的榨果汁机往往是刚买来很新鲜地用两次，之后就不堪忍受用完洗涤的麻烦，遂空置一边。这回买的是连果肉都打成细末的东西，关键是洗涤极为方便，使用比泡茶还便捷。所以天天用，也给朋友同事推荐。有朋友和同事网购，同样的牌子却要贵上好几倍，最甚者贵十倍。我笑道：一次打果汁，总共用不到1分钟时间，你非要买全自动、智能等所谓最高档的，其实不过是在最初基本功能上的一点点添加而已，你们心中那种“我的幸福不算幸福，我要比别人幸福才算幸福”的思想，就是商家的利润来源。这就是中国人的心理，我一筷子下去，等于别人十筷子、一百筷子，我能吃到别人吃不到的东西，才算幸福。所以，中国美食的另一面，就是竞逐豪奢。所以，需要一种价值观矫正并引导这种习惯。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中国古圣先贤有关饮食的思想，比如《礼记》中的“十四毋”，都是对人饮食本能的节制和约束，使人吃饭的时候看上去很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故贤达者化民正俗于日用伦常之中。

　　有关曲阜孔府的档案、逸闻中，提到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有一条说是曲阜人家有喜事摆宴，以请衍圣公孔令贻为荣。可是，衍圣公的差人即代表到、礼到、题写的牌匾或其他题词也到，就是公爷孔令贻本人不到。人不到，但是差人传话：要办喜事的人家给公爷打包送菜过去，而且一定要剩菜，因为公爷就喜欢吃办喜事的人家席上撤下来的残羹剩菜，而且特别喜好都放得有点酸味儿的菜，即曲阜人说的“杂和菜”。孔令贻的女儿孔德懋也写过这个故实，孔德懋老人今尚健在，此说当不虚。我去曲阜数次，也屡闻此传说。

　　浅躁者多以为孔令贻口味怪异，不免笑其富贵之身却有如此卑陋的嗜好。

　　您道衍圣公孔令贻先生专好这一口剩菜吗？我的理解，不是。您想想，一般人家办喜事，花费已经不少，如果再接待衍圣公，就更不得了了，礼仪排场车马不说，就是公爷公太太以及随行人员也不少，这不都得接待吗？还有，接待公爷一行，那喜事的男女主角不得靠后吗？一天的风头不都得让给公爷吗？动静太大，花销不少。因此说，让公爷大驾亲自出席，就跟搅局差不多。曲阜那么大，差不多天天都有办喜事的，遇到好日子，一天数家、十数家办喜事，公爷能去了这家不去那家吗？因为走不开，没去的那家，脸上多不好看哪！所以，只能是派代表送礼去。但是，办喜事的人家，最喜欢客人吃饭喝喜酒，吃饭才是事主最大的荣耀。您不吃饭，单是差人送礼，似乎有点例行公事、应付的意思，也违背礼尚往来。所以，孔令贻特别嘱咐，专门让人请事主家给他打包，带点自己喜欢吃的剩菜回去。这样一来，深居简出、高高在上的衍圣公，就和蔼亲切、平易近人了。

　　这就是人情练达。一般人理解不了，那些挖孔令贻的坟、将他的遗体挂在树上批斗的人就更理解不了了。

　　人都说雍正皇帝为人峻刻，其实一般清廉的皇帝、官员，无欲则刚，自然就带着一股峻刻之气。雍正皇帝就很不喜欢浪费——过去人说宰相不亲小事，但是关乎吃饭，就是天下大事，所以连雍正皇帝也管得很细。他给内务府下诏，专门说后宫吃饭剩下的饭菜处理问题，如果印刷成现在的文件，就是类似《清国务院关于重视处理机关食堂剩饭剩菜问题的通知》，得算红头（黄头）文件吧？在这个“通知”中，雍正先是说了一些反对铺张浪费的大道理，后面说得很具体：后宫吃剩的饭菜，不要浪费，要打包给保安员、车队司机、保洁员们；他们吃不了的，可以给宠物宝宝吃；宠物宝宝吃不了的，可以晒干保存，给动物园的小鸟去吃。

　　这事儿，您可以查清宫档案。其原文，我建议中小学生应熟读并背诵。

　　您可以说这是雍正皇帝作秀，但是这个秀就是做得拨你心中这根弦儿：别浪费，吃不了的，打包。

　　要是天下百官都这么作秀才好呢！

　　第8页 :“设官求人，非人求官”

　　“设官求人，非人求官”

　　褚彦回担任南朝宋的吏部尚书，掌管官员考察举荐升迁大权，自然遥望干求者不绝，找他的人非常多。有一回，有个官员拜访褚彦回，嗫嚅半晌，从袖中取出一块金光灿灿的金饼，咣当一声放在褚彦回的办公桌上。他以为褚彦回会大袖子一盖，顺势就拖到抽屉里去了。

　　谁知褚彦回平静地问：你这是干什么？

　　来人忙答：大……人，这不是又要调整干部了吗？下……下官想……

　　褚彦回一笑：把你的东西收起来！听我说，按照你的才干和表现呢，你本来就应该到那个重要岗位上去，不必搞这一套。国家量材用官，要发挥人才的重要作用，这个基本政策是不变的，要相信组织，不要受那些不正之风的影响。把东西拿回去吧！如果你非要放在这儿，我就只好向上面检举了。

　　来人吓坏了，赶紧拿起东西就跑。不久，新的干部调整结果发布，那个人果然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职务。虽然褚彦回在给干部做报告的时候也举了这个例子，但“终不言名”。后人评价他有原则，也有爱人的度量；也有的评价他人情练达，知道一个人鼓起勇气去给他送东西，也是迫于世俗风气，不能因为这一点就看不到人的才干；也有人说，只有褚彦回这样的人，才能担当吏部尚书这样重要的官职。

　　王悦之也在吏部工作，任侍郎，权力也不小。有人也给他赠送一个金饼，他也不要，他不要的理由是：我想要的，比你送给我的要大得多！

　　什么意思？就是董仲舒说的就大者不取小。什么是大？就是身负重任，享受国之名器，与之相比，发财之类的都微不足道。谁说当官就一定要发财，就一定要比别人过得富裕？当官必发财、只有发财才是成功的，这是谁的伦理？当官发财算什么本事？当官不发财才算本事！

　　同时代的苏琼，小时候跟他的爸爸到边境去玩儿，拜见了刺史曹芝。曹伯伯问苏琼：小朋友，长大了想当什么官儿啊？苏琼说了一句千古名言：“设官求人，非人求官。”就是说，官位放在那里，寻找能干的人去担任，哪里有人找官当的？后来苏琼还是当了官。他担任清河太守的时候，清河那里有个道人，很会经营生意，以道观为基地赚了很多钱，买了很多地，放了很多高利贷，据说还准备上市呢！但是收租、收高利贷却不是那么容易收上来的。以前都是道人让当地官员帮忙，派武警和公安帮着收，再不行就强拆——当然不是白帮忙。现在太守换成苏琼了，道人赶紧来登门拜访，把关系弄熟。关系熟了以后，道人总想提自己的要求，比如说苏大人您给帮帮忙，到时候给您点儿原始股票什么的。可是苏琼每次见面就海阔天空地神聊海侃，把道人弄得云山雾罩的，根本就插不上嘴。徒弟问道人：您不是每一任太守都能搞定吗？怎么就搞不定苏大人？道人感叹：苏大人每次跟我说话，都说的是天上的事儿，从来不谈地上的事儿。

　　苏琼也不是无比地刻薄寡恩、不近人情，比如他退休回家，当地人请苏大人尝尝自己种的瓜。苏琼推辞不过，就把那两个瓜挂在房檐下。后来许多人都来给苏琼送瓜，可是到了门口，看见苏家房檐下那两个蔫了吧唧的瓜，就明白苏琼的意思了。

　　第9页 :谏诤犹如挤粉刺

　　谏诤犹如挤粉刺

　　下对上匡以正言，曰谏。谏，通俗地说就是提意见、批评。居上者，一般不喜欢其下属提意见。凡进谏，皆出于忠心，但常常因为言辞激切而失敬，或因机会场合不当而冒犯长上，所谓“直必见非，谓之靡上。严又被惮，不得居中”（《唐高力士墓志》）。

　　是故荀子曰：“谄谀者亲，谏诤者疏。”总之，一般人不喜欢别人提批评意见，这是人之常情。

　　皇帝处理军国大事，万机之繁，不能不兼听，靠他一个人再圣明也忙不过来。但是，你不喜欢听谏言，是人之常情；别人一般不喜欢没事找事给你上谏言惹你不痛快，也是人之常情。应该说，居上者比居下者更需要别人谏言，需要借别人一双双慧眼。而人为常情所阻，远灾避祸以自保，宁愿钳口不言者居多，怎么办？靠人的自觉是指望不上了，要在制度设置上解决这个死结。所以，设司谏、置言官，专门负责在旁边看，看到偏差过失，及时谏言，同时倾听清议，择善采纳。

　　宋太祖、宋太宗二朝，励精图治，从上到下，虽有过失，但总体上是奋发向上的。宋太祖听臣下谏言，可以说是每闻谏诤则喜，进谏者无论所言是否切当，太祖都能看出谏诤者的良好用心，即便不予采纳，也嘉奖慰勉之。君臣可谓心心相印，上下一体。上下一体、心心相印，不是谄谀取媚君上，也不是土匪出身一起扛枪一起嫖娼那种亲密无间，而恰恰是谏诤抗言，上下得心。宋太宗时，“陕西愣娃”寇准常常危辞切谏，有时候说得太宗都生气了，站起来就要走，寇准猛扑上去，拉住太宗的龙袍说：您先坐下嘛！坐下嘛！有啥话咱慢慢说嘛！然后把自己的话全部说完。弄得太宗没脾气，几次这样谏诤，太宗渐渐觉得寇准的意见提得对。于是叹曰：朕得寇准，犹唐太宗得魏征！

　　谏言者，一般没有好言辞，即话说得都不好听。所以进谏是件危险的事儿，谏官是个危险的职业。但是，正如京剧《法门寺》里宋巧姣唱的两句散板“民女宋巧姣有深冤，地方官不作为”，父亲陪她去拦太后进香的鸾轿鸣冤告状，她父亲见皇家威仪前呼后拥，有点害怕，劝女儿：咱这状不告了吧。女儿说：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告。父亲说：民告官可有罪。宋巧姣唱：“明知道深山有豺狼虎豹，哪一日峻岭上断了砍樵！”这两句过路的唱词，一般演员唱得并不用心，随口就带过去了，但是这两句词真可谓“近乎道矣”！把很多事情都说清楚了。谏诤者也是这样，明知道提意见会惹上面不高兴，让人生气，自己绝不落好儿，但是，有意见不提，犹如青春期的脸上有粉刺不出一样难受，非说不可。儒生给秦始皇谏言，去一个杀一个，一连杀了二十七个，谏诤者前赴后继，残暴如秦始皇自己心里也发毛了。他举起屠刀之时，在内心里其实已经被谏诤者打败了。

　　谏诤者并不是专门找别扭，正如亲近者并不是一味地谄谀阿附一样。谏诤者是用一个类似客观的道理、标准，来比照指出君上的过失。宋真宗其实是个不错的皇帝，但是做错了一件事，这件事说严重点儿，可以说是宋朝命运的转折点。他被阴险狡巧的王钦若忽悠，王钦若下了一盘很大的棋：绑架皇帝以打击排挤异己。真宗承继太祖、太宗两朝积累的雄厚成就，又在寇准的辅佐下，与契丹签订盟约，以经济援助的方式，了结了两国历史性的敌对关系，使两国一百年无大的冲突，因此志得意满。王钦若说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要去泰山封禅谢天。真宗不像太祖太宗那样吃过苦，所以性格活跃，容易动荡。人家说他功德全备，应该学史上谁谁去泰山封禅，他就心里痒痒得不行，想去。谁知道一答应就被绑架了——皇帝的决策就是十分重大的决策，不能随便更改。否则惹天下耻笑事小，让天下人从此内心深处轻君即鄙视君上，问题就严重了。要封禅就要有许多舆论准备，于是在王钦若的安排下，一会儿哪儿又降甘露了，一会儿哪儿又出瑞兽了，一会儿哪儿又开奇花了……反正，自从真宗想封禅，大宋朝天南地北所有的祥瑞征兆都攒堆儿似的出现了，跟约好了一样。

　　宰相王旦一开始明确反对真宗这样好大喜功，那天真宗赐给他一大瓶酒，很沉，说：回去跟你老婆孩子共享吧。他抱回去打开，里面装满了珠玉宝贝，他明白了，皇帝要封禅，先封他的口。从此王旦不敢反对了，不但不反对，慢慢地，作为宰相，那些迎祥瑞、接天书之类的事，他也不得不去主持出席操办。王旦为此内心很痛苦，死的时候命儿子将他的头发剃了，以布衣装殓薄葬，以表示自己这辈子没有能成功向皇帝谏言，阻止皇帝封禅，在道义上是重大亏欠。王旦此举，不失士子本色。另一位臣子孙奭，一开始就严词反对真宗封禅，数次上疏，激词切谏。每当朝廷媒体公布有什么祥瑞出现，比如黄河水变清之类，孙奭老师就上言激谏，孙奭明晓经史，博古通今，他的言辞之激烈，今天读来仍让一般人胆战心惊。读孙奭的谏章，我觉得当今写时评言辞再激烈也激烈不过他，那些动不动就说谁写文章言辞刻薄啦、写文章太损人啦等等，都是没文化，没读过古人的谏诤文章。现在的人写文章再激烈、再损，也比不了古人。

　　可是，真宗皇帝让人赞叹之处就在于，他一点都不生气孙奭谏诤章中所说的那些难听的话，那些在今天看来都够杀八百回头的文字，真宗皇帝全部容忍了。

　　其实宋真宗让王钦若、丁谓等操办封禅，没多久自己都后悔了。但是，皇帝不能朝令夕改，太不严肃了，让天下轻之，问题更严重，马到临崖收缰晚，开弓没有回头箭。自古绑架君上以伸己意者，都是利用了皇帝这个心理。所以，真宗内心知道孙奭等人的话是真话，只是一时不能正面采纳。

　　自古士子入仕当官，文死谏，武死战，是为忠诚，绝不是在庙堂上分利益，勾兑关系，给自己谋身家。孙奭等冒死谏言，其实是对朝廷有信心，凡是对朝廷抱有希望和尊敬的，都愿意上谏言给它，批评它、指摘它。否则就随便它死活，自己顾自己——宋朝宰相富弼政治上遇沮，退休回洛阳老家，学佛，整天和和尚混在一起。陕西蓝田学子吕大临给富老写信，严辞谏曰：您作为一个士大夫，能在庙堂上为国服务则服务，退居林下也应当教化乡里，怎么能置圣人义理不顾，学佛自了？您这样做是表明儒家思想不够深远广大，跟一般的浅薄读书人一样，一旦受挫折即脱儒，不入于庄则入于释，我认为您这样做是错误的。富弼读罢信，深谢之。

　　至于说为文，今人观所谓批评文字，动辄指其戾气，什么语言暴力之类，这都是没有读多少古人的谏诤文章。今人议论文字，以疲沓无骨为周全，实则绵弱无神采，说了不如不说。然而习惯已久，文章偶有气象者，读者先受不了，认为你狂躁不安稳，你语言暴力。以至于视批评为骂人，呼作者为愤青。我倒是认为，今人想学欧阳修之为文温纯雅正、蔼然仁者气象是学不来的，倒不如矫枉过正，先学学古人的谏诤之词，或许可以先为今人文字涵养一点正气？

　　第10页 :清末军机处的那些事儿

　　清末军机处的那些事儿

　　清末，庆亲王奕劻主持军机处。一次有事急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到军机处议事，其时，张之洞的能力、实力逐渐为清廷所倚重，作为一方封疆大吏，他的地位显然要高出同级的其他总督。张之洞疾驰入京，到了军机处门前，其他几位军机大臣早已等候多时了。但是，张之洞却站在门口台阶下面，端立不言，唯向上面拱手而已。

　　众大臣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庆亲王奕劻急了，隔着窗户喊：张大人，您这是干什么？快进来呀！都等着您了。

　　张之洞面带微笑，冲着奕劻拱手施礼，含笑不语。这时候，另外一位军机大臣，就是那个相貌长得特别像英年早逝的同治皇帝、为此慈禧太后特意赏了一座别墅给他的瞿鸿禨猛然醒悟，赶紧邀请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鹿传霖一起走出军机处，来到台阶下，与张之洞站在那儿商议国家大事。原来，清世宗雍正皇帝曾经给军机处贴了一张纸条，圣谕：军机重地，有上台阶者处斩。这个重要文件当然是当时科考仕进的读书人和朝廷臣工都应该熟悉的，但是时间太久，一百多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被淡忘了，只有饱学博闻如张之洞、瞿鸿禨这样的人还记得。所以，张之洞为朝廷栋梁，却丝毫没有恃宠骄横，反而非常严整端饬。

　　这同时说明，军机处在清代有多么重要；也说明在晚清，国家形势变得多么危难仓促：连庆亲王奕劻都不懂规矩了。

　　冬天，那些相当于今天司局级的官员们，所穿棉衣棉袍，有的很旧了，“脱毛露革”，很不体面。四川人、军机章京高树穿着这样的袍子上班，被庆亲王奕劻看到了，问：这是什么貂皮？庆亲王奕劻这样问，就跟晋惠帝听说老百姓饭都吃不上，问“何不食肉糜”一样。高树不便回话，另外一位大臣铁良回话：王爷，他穿的不是貂皮。庆亲王奕劻听了，沉吟道：同志们辛苦啊！（“贫可知矣！”）于是他让办公厅统计一下，给每个人发了120两银子的生活补贴。

　　这说明，军机处为清廷权力要枢，即便是到了腐败丛生的清末，那些读书人出身的军机大臣和章京等等，也不随便贪贿自肥，生活可以说比较清贫。若说带着女朋友，到外地度假，那是不可想象的。

　　时京城闹义和团，慈禧想利用义和团制约洋人，使国事形势越来越复杂。朝中大臣有阿从慈禧者，多是满洲利益集团，动不动就讲亮剑，也不看看自己的真实实力和底牌。当时围攻使馆已经成为朝野共识，是时已经查处了许多主张温和处理与各国危机关系的大臣，谁也不敢说违逆慈禧的话，军机处也不敢。唯独政务大臣王文韶上书军机处，力陈各国使馆不可围攻。王文韶的奏疏，先由端郡王载漪审阅，军机处的章京们感觉王文韶这一回是寻死来了，谁知道王文韶和大家谈笑自如，还说几个新段子惹大家笑，丝毫没有焦灼不安的样子。果然，端郡王初读王文韶的奏折，想到王文韶这个人真该杀。等读到最后一句“如以为臣荒谬，臣实不敢胶执己见”，即我把话都说完了，你们还不听，我坚持也没用，就随你们的便吧。端郡王长叹一声，也没有怪罪王文韶。

　　庚子年诸国攻陷北京城，慈禧、光绪逃亡，军机处四散，有的军机处干部流落京城。当时城里缺少粮食，官宦之家也缺米无炊。军机章京高树到市面上，找了一个卖烤白薯的摊儿，买了两个白薯吃了。一抬头，看见其他几个同事也在买烤白薯。几个人见了，相互开玩笑指责：堂堂军机，居然在这里与老百姓争吃的！

　　流水落花春去也，你心再好，对命中注定要灭亡的东西，胡乱折腾也是没用的。清末最后的科举考试，名额数量和录取有意偏向边省，招揽边疆的人才，以笼络边疆人心。西南举子骆公肃，书读得很好，文章也好，但是，他高度近视加严重散光，他的老师杨公峤怕他在参加殿试时看不清试卷，写字不端正，给他准备殿试的材料，让他起头就写一句“君辱臣死”几个字，一下子抓住了当时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慈禧太后的心，近视眼骆公肃果然被拔为头名状元。时称“爱国状元”。

　　就是这位以“君辱臣死”标榜的爱国状元，于辛亥年，起草山西省联名请清廷退位（体面地称“退位”为“禅位”）的奏表，隆裕太后看了这个爱国状元起草的奏表，大哭：“爱国状元亦出名，势不可挽矣！”

　　国家命运自有定数，读书人入仕为官，为国为民，勤劳尽忠，问心无愧即可。所以，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建造了一个石舫，清亡以后，前朝军机章京高树春日到此游玩，遇见了他的同年、前清状元张季端，湖光山色依旧，回首前尘，物是人非，张状元突然说了一句话：亡国非我辈之咎，公以为然否？高树笑而不答。

　　第11页 :顾命大臣的命运

　　顾命大臣的命运

　　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取司马氏而代之，有所作为，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不低。刘裕临死前，将国家的命运委托给徐羡之、檀道济、谢晦、傅亮等朝中重要又忠心耿耿的大臣，让他们尽心辅佐17岁的皇长子刘义符继位当皇帝。

　　徐羡之等人作为顾命大臣，尽心尽力。但是，刘宋王朝的天命如此，作为皇二代的刘义符非常不争气，从小就贪玩儿，什么事儿也没有游乐重要。这孩子应该说幼年失教，早就废了。但是，刘裕老皇帝犯了一般人都会犯的错误，“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自己看着自己的孩子什么都好。所以这孩子从小因缺乏管教，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一般来说，骄奢淫逸的人，其实不十分恶，甚至很乖巧可爱，还多情，又都聪明得要死。聪明透顶了，谁劝说也劝说不动。他爹刘裕刚死，所谓居丧期间，少帝刘义符就玩疯了，他特别喜欢搞水上游乐项目，搞大型文艺演出，比如类似“印象”系列：印象天渊池、印象玄武湖之类。当时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全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创作歌曲全是那种亢奋的、昂扬的旋律，歌手们一听到前奏就大睁两眼，大掰脸盘子、七情上头地仰着脖子深呼吸，仿佛承担了八百万吨的赞美似的。刘义符要求大型文艺演出比如团体操一定要整齐划一，像刀裁一样的整齐，谁出错谁就是对皇帝主体思想的大不敬，是很严重的犯罪，当时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日子非常爽，到处是夺朱之紫的大型演出，演员们挣钱都挣疯了。刘义符还喜欢跟女演员在一起，喜欢将女演员接到后宫搞联欢会，成天昏天黑地地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连边境上有了战事他都不管不问，军队打败仗了，他也不管。

　　眼看着少年皇帝这样玩儿下去，非出大乱子不可，几个自认为肩负着先帝刘裕重托的顾命大臣非常忧虑。忧虑的结果，决定废帝、换人！先帝刘裕有的是儿子。

　　刘宋景平二年（424）五月的一天，天气炎热，少帝刘义符到华林园避暑。这个爱玩的少帝刘义符，居然在皇家华林园造了一排商业步行街，自己穿着汗衫短裤像个小商贩一样，做小买卖，跟人讨价还价。又跟左右那些佞臣一起，划船取乐，尽兴玩乐了一天。傍晚时分，又乘坐龙舟来到天渊池开心，看“印象天渊池”，一直玩到后半夜，还去吃宵夜、喝酒，最后居然在龙舟上抱着女演员睡觉了。

　　次日凌晨，檀道济、徐羡之、邢安泰等人，趁刘义符还没有起床，带军士闯入，杀掉刘义符的两个内侍，厮杀中还砍伤了刘义符的手指，收缴了皇帝的玉玺和一切文件印信等。刘义符被废了，先帝刘裕的另一个儿子刘义隆被推上了皇帝宝座，是为宋文帝。不久，为了让新皇帝刘义隆彻底放心，废帝刘义符被邢安泰杀了。

　　按说，作为既得利益者，新皇帝刘义隆应该对扶他上位的檀道济、徐羡之等人感恩才对，可是，不久这些人都一个个被刘义隆以“弥天大罪”的名义诛杀了，诛杀的过程记录在正史中，比影视剧的镜头还惨烈血腥，令人读之魂飞齿震。

　　史上顾命大臣的命运大部分不好，得善终者非常少。大约一般人对皇帝有恩，难免内心会滋生矜骄；内心有矜骄，没法不流露出来，这就无疑为朝廷和皇帝敛怨聚恨了；身为顾命大臣者，权倾朝野，天下无不揣测其心意，多有逢迎巴结，而自己又但凡稍许流露出对这种逢迎和巴结的接受，就形成了分解核心权力的状况，这是对皇帝最大的威胁。顾命大臣与皇帝的关系，多数是利益关系，所谓以利交者，不要说利尽交绝，利壑难填，就是利衰则交绝怨生，是以君臣之间，极其容易产生嫌隙、猜忌，祸根由此而生——其实刘裕在给儿子交代这几个顾命大臣的时候，也是做了精心安排和挑选的，明面上颁布诏令曰：“后世如有幼主，朝事一一委以宰相，母后不烦临朝。”私下里对儿子交底：“檀道济虽有武略，而无大志，徐、傅二人也无异心。”其实从根本上，还是不放心。先帝不放心，继位者心里就留有余地。

　　还有一个原因，有作为的新皇帝，即便是顾命大臣扶保上位的，也不愿意担此让人扶保的名声，总想找机会用自己的方式向天下表明自己更有实力、更配得上作为真正的皇帝。所以，顾命大臣往往就成了皇帝试刀祭旗的牺牲品，换个别人吧，就像打麻将一样，还真凑不成这一抹牌，非得顾命大臣这样的不可。这简直就是顾命大臣的宿命。

　　人情一理，一般来说，老皇帝临死前，找可靠人托“六尺之孤”，即便如此，皇帝们也还是在依依不舍中，含恨狐疑地死去。刘备对诸葛亮那么信任，到了临终托孤，还对诸葛亮说了一句压力山大的话：您若看小刘禅不顶用，您就取而代之吧。刘备临死这么将一军，把诸葛亮吓得差点没在刘备前死去。

　　以诸葛亮的智慧，是不会利令智昏地矜骄专权的，反而非常居卑谦下，对后主竭尽全力地辅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保全了自己的千古名节与后代身家。诸葛亮的智慧和境界在于他懂天命，知道天命不可违。国家的天命、皇帝的天命、个人的天命都不可违。

　　还有一个人，可以说比诸葛亮还伟大，他是史上最成功的顾命大臣，他就是周公姬旦。周公姬旦受命摄政，辅佐成王，制礼作乐，建章立制，开创儒学千古基业，天下归心，其功之伟，自不必赘述。

　　周公和诸葛亮，作为顾命大臣之所以成功，原因就是他们心中不怀偷与私，即所谓光明正大、天下为公，所以无论是英武的周成王，还是暗懦的刘禅，都能感觉出来，所以，他们以光明正大，辅佐了皇帝，造福了国家，也保全了自己。

　　第12页 :一辈子就为了得一个好死

　　一辈子就为了得一个好死

　　楼下开了间茶馆，主人是位大姐，招呼我路过品茶。喝茶闲聊间，问大姐贵姓，大姐说姓罗，老家是中原人——客家人自我介绍喜欢说自己祖上中原、郡望何处。我开玩笑说：那您就应该是隋唐罗成的后人。罗姐笑了：说不准。旁边有人搭话：罗成？他死得很惨哟！（此人大约看过《隋唐演义》。）罗姐正用公道杯分茶水，正色道：你认为人家死得惨，可人家不这么认为，人家家里人也不这么认为，我跟你说古人啊一辈子求的就是一个好死，就是死得有意义、有价值、值！

　　举座闻之肃然，敛色而敬。

　　日前在北京拜谒文天祥祠，小院寂寥，秋风瑟瑟，落木萧萧，思文丞相之死，令人感奋——其时元兵凶猛南下，攻下临安，俘年仅五岁的恭帝及谢太皇太后等，押解北上。文天祥与张世杰、陆秀夫等效北宋靖康事，先后拥立宋宗室两个小王为帝，即端宗与少帝。崖山决战，宋败。见大势已去，陆秀夫对八岁的少帝说：德佑皇帝（恭帝）被俘押往元大都，受尽侮辱，皇帝您不能再落入敌人手中了，“义无再辱”，臣必须和您一起死！言罢背负少帝蹈海。张世杰领军战斗至最后一刻，亦无憾而死，他的外甥投降元军，曾经来劝降，被他骂回去了。文天祥被俘押解至元大都，元帝一直想统战他，因为虽然天下被快马弯刀拿下，但血雨腥风之中，仍未完全安定，如果能有一个宋丞相文天祥主动投降，再委以元朝丞相之职，那将是整个华夏大地被征服的绝妙形象代言人，胜过百万蒙古骑兵艰苦征战。但是，元主失算了，文天祥誓不为所动。元丞相孛罗亲自劝文天祥，许以富贵尊荣，文嗤之以鼻。孛罗怒而讥讽：你们立了两个小皇帝，不是没有成功吗？文天祥说：立皇帝是为了保存社稷，有皇帝在一日，为臣的就尽一日责任，管什么成功不成功呢！孛罗冷笑：明知不能成功，还费这些功夫干什么！？文天祥答：你们哪里懂我华夏仁义之道——就像父母得了重病，虽然不一定治得好，但是做儿女的怎么能不为父母延医问药？尽儿女之义罢了，如果真是救不了，那就是天命。今天我文天祥就等着一死，不要再废话了！其气凛然，挫折胡虏嚣张之气，感撼千古士子之心。

　　当时为宋室殉死者，单是崖山一役，就有百姓官属数十万人，海上漂浮的尸体绵延数十里。元兵攻占一城，见城无虚井，皆被自杀殉国者的尸体填满，其状甚骇。衡州被元军攻击甚急，将破，知州尹谷却回家从容为两个儿子举行冠礼。守军将领斥责：此危急时刻，你还有心思行此迂阔之事？尹谷从容答：我正要让我的儿子以成人的身份去地下见自己的先人。礼成，举家自焚而死。潭州知州李芾抗敌，受伤力竭，郑重委托一仆：我应当死，家人也不能受侮辱，我命令你把我的家人都杀了，最后杀了我。元军攻入福州，抓住知军陈文龙，逼文龙投降，文龙不惧，摸着自己的肚子说：这里装了一肚子节义文章，你们就别逼了，没用！陈文龙被杀，他的母亲很欣慰：我能跟我儿子一起死，又何恨哉！

　　像这样震撼人心的死，举不胜举。

　　谢枋得在宋亡后，隐藏在山中，侍奉老母，直到母亲去世。元帝此时虽用武力取得整个中华，但是急需能治理国家的人才，就想起用汉族读书人和前朝的官员。有个叫魏天佑的投降官员诱降谢枋得，以讨好元主，被谢凛然斥骂。魏被骂急了，讥讽谢：封疆大吏当誓死保卫自己的疆域，你为什么没有在你任职的安仁被攻陷的时候就去死？谢鄙而耻笑之：春秋时程婴、公孙杵臼皆忠于赵，一个死于十五年前，一个死于十五年后，千古之下，谁不知道他们都是有名的忠臣？王莽篡汉十四年后，龚胜不买王莽的账，终于饿死，谁不知道他是千古忠臣？骂得魏无语而退。元帝命人将谢枋得送到大都，谢枋得到了大都，先问被元军先前俘虏的宋恭帝和谢太皇太后的坟墓所在方向，对着那个方向大哭行礼，表示自己绝不投降蒙元。他在遗书中说：元朝新建立，你们搞你们的，我是宋朝孤臣，就只有一死了。我当初为什么不死，原因是我有93岁高龄的老母亲在堂，今年二月，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安葬了她，现在我没有什么事了，可以去死了。

　　元朝许给宋朝那些大臣以富贵，希望他们能投降。但是，这些如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谢枋得等忠士，宁愿死，也不接受。他们就等一个死，而投降是莫大的屈辱，受辱而富贵，士君子不屑。

　　谢枋得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观察社会、以天象人事推理，觉得大宋朝的气数快尽了，他估计宋在二十年后会灭亡。但他为什么还要出来做大宋朝的官，辅佐宋朝的皇帝呢？这就是古代士君子的气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社稷一日在，就需要有人延续文明、宣扬仁义、服务黎庶，这是读书人的使命。后人评价说：但信大义于天下，而不以成败利钝论。

　　士君子以死殉道，在古代不是话题，但在今天却是个不容易理解的话题。今人尚利，古人尚义。图利者，有奶便是娘；尚义者，仁义不合不如去死。而天下之利无不以屈从妥协而得之，以至于有所谓“妥协的艺术”之说、“成功有赖情商”之说等等。生存至上，故今日天下无不屈之心了。

　　当初赵匡胤取后周而代之，后周负责保卫京城的副将韩通，明知势不力敌赵匡胤的大军，仍欲强力抗阻，被军校王彦升拦截并杀了全家。后赵匡胤坐稳江山，反而追谥表彰厚葬韩通，治王彦升擅杀之罪，后经群臣劝阻，给王彦升一个很重的处分，基本上是彻底封杀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朝廷，尽管在取得政权的时候，要靠杀戮和招降等方式，但维持政权，却需要人有不屈之心。即国家的正气要靠不屈之心来扛顶。读书人、士君子有自身各种各样的毛病，汉武帝说：“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就是能谅解他们的毛病和缺点，在关键的时候，用他们的大义不屈之心。招降纳叛，许以富贵，是为了减少取得政权的代价和成本，而国家涵养尊重士人不屈之心，让士人受国恩，即是增加别人取代江山的代价和成本。所以，一旦江山大定，必须施仁义于天下，使人归心向化。即便嗜血好杀的蒙元，在随后的治理中，也广招天下士子而用之，意在化夷为夏，变血腥为书香。无奈其征战杀伐的惯性很大，一时难以扭转。虽有此心，但因为起初杀人太多，将天下士子搜刮杀尽，将文弱的宋朝文明几乎连根拔起，后人有“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之恨，亦传说东瀛得知元灭宋，“举国茹素”，哀悼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人类文明死于野蛮的马刀。元朝因为不以仁义养士，或者说还来不及养士，当它也需要人扛顶的时候，自然无人应答，故奄忽而亡。

　　胡林翼平太平天国，历尽艰苦，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这大清朝怎么了？“十年之间，四次造反。贼胜则举国庆贺，贡献不绝；贼败则士子掩袖而泣，农夫辍耒而叹。”胡林翼深深明白：读书人、老百姓，被大清朝伤心伤透了，极其失望。不管造反的是什么人，都将自己寻求变化的愿望寄托在造反者身上，不管社会出现什么乱子，在读书人和老百姓看来，横竖都是朝廷的错。人心大失，各怀不靖之志，平居造谣，借故生乱，城管执法错打一个人，也被夸大成很大的局部事件。当此际，哪怕百姓所心仪的造反者根本就成不了气候，也根本不如现行朝廷，造反却象征了变革的希望。老百姓像蒙着眼睛着急嫁人的剩女一样，即便所托非人、跳火坑，那是以后的事儿，眼下匆忙间跟流氓私奔了也行，恨不能让造反者得逞。

　　一个朝廷，最悲催的就是没有一群倔强不知变通的读书人为之死扛硬顶，使其在将倾未倾之际获得不屈之心的扶持担当。尽管这不屈之心最后很可能抵抗不了天命，但因为有一群人愿意为你去死，所以你死的时候不会死得太难看。简单地说，就是有了文天祥这样的人为你去死，你死得体面。

　　第13页 :当官要随时准备说：我不干了！

　　当官要随时准备说：我不干了！

　　自古为官者，无非两种人：一种是不粘锅式的，或者叫溜肩式的：明哲保身，潜身缩首，苟图衣食，什么事儿也不承担，善于踢球推卸责任；一种是危身奉上，万死不辞，担当公义，不惜自己受挫折遭倒霉的。前者人多，则社会风气为之大坏，致江山社稷于腐朽颓毁而无心扛持；若后者人多，则社会正气充盈，虽有困难，亦呈现兴旺气象。后人评价东汉末年之衰败，之所以将倾而未倾，皆因士大夫之力担当扛顶之故。

　　宋朝魏涛知沂州，有两个人打架斗殴，其中一个受了重伤。魏涛审理此案，让受伤的人先回家去。但是，伤者回家很快就死了。死者的儿子向监司投诉魏涛。监司调查，对魏涛很不客气，说话很不好听。魏涛也火了：我这个官可以不做，案子绝不能乱判！——后来再经仔细审查，原来是伤者回家时坠马而死，邻居都出来作证，案情大白。今天的地方官，犯得着为一件小事儿跟上级顶撞，以至于冒险丢官吗？不会！

　　宋朝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是个小官，这个小官还是因为他在别处办案得力被提拔的。有个人犯罪，其罪不当死，但是当地最高领导王逵行事很霸道，酷烈残暴，还动不动辱骂下属，即便副职也照样挨骂，谁也不敢跟他争论。周敦颐跟他争论这个犯人罪不当死，王逵说民愤极大，一定要杀，还对周敦颐口出恶言、骂骂咧咧的。周敦颐火了，把文件夹朝王逵的办公桌上一拍，说：这官当得真没意思，杀人以取媚众人，我不干了！——王逵一向没人敢与之抗辩，被周敦颐这一拍，给拍愣了，后来有所醒悟，就没有再胡来。今天的法官，犯得着为一个普通罪犯，这么给力吗？不会！

　　所谓危身奉上，万死不辞，就是随时准备说：我不干了！有了这个心胸，办事就很给力了。

　　唐朝徐有功几十年都过着这样的日子——武则天疑神疑鬼，认为唐朝老臣们总在背后算计她，因此经常派特务酷吏乱抓人、设冤狱，制造恐怖气氛。徐有功任职司法，但是，绝不当武则天的打手，凡案件到了他手里，该怎么审理就怎么审理。武则天再给他下旨意、写条子，没用。因此徐有功经常被武则天的红人周兴、来俊臣辈陷害。陷害归陷害，徐有功都死了好几回了，可就是不吸取教训。

　　武则天对徐有功说：你们司法部门作为国家机器，天职就是配合老娘的工作。

　　徐有功说：既然让我当这个司法官员，我就按照司法的程序办事，守正行法，要不，案件都按您即兴所说的去办，那还要法律干什么？要司法部门干什么呢？我知道我这样做将来会死得很惨，可我还要这么干，没办法，这就是干司法的命嘛！除非您不让我干。

　　武则天斥责：别把自己说得把么高尚！你办的案件也不是百分百公正，我看就有不少失误之处。

　　徐有功说：失误一定有，但有意制造的冤案就不是失误，而是枉法。再说，臣下的失误是臣下的小过；不滥杀无辜、不制造冤案可是当皇帝的大德哟！

　　这话气得武则天当场将徐有功削职为民。

　　后来，徐有功又有两次被起复当官，他也因为一贯的性格，两次都差点被武则天杀了。每次他被绑着押赴刑场，一点都不惊愕，表情很平静；到了刑场，即将行刑，武则天又悔悟，将徐有功赦免。徐有功获大赦，一点也不惊喜，表情很平静。徐有功就这样跟武则天玩儿推手功夫，几十年危险环生，刀口舔血。武则天最后终于接纳了徐有功的性格，认为徐有功才是对朝廷、对国家真正有用的人。

　　其实武则天应该一开始就知道徐有功这种读书人出身的官员，心中有个信念：君子不器。有关“君子不器”的解释，用当代才子李开周老师的话翻译，就是：牛逼之人不给别人当枪使。

　　第14页 :古代官员退休生活

　　古代官员退休生活

　　明代宣德年间，有一个叫韦广的人，官居御史，为官很清廉，有非常好的声誉。退休后回到老家，过着很俭朴的生活。当年的老部下出公差路过老领导韦广的老家，要去拜访老领导。韦广听说来客人了，愁啊！没有什么好东西待客，怎么办？最后韦广决定亲自驾小舟到江上去捕鱼。鱼还没捕到，客人们就到了——客人虽是部下，毕竟是现官，朝廷有制度，出入不能失了礼仪和体面，所以一路人马仪仗，动静不小。韦广远远地看见人马喧嚣，就知道是客人们快到了，鱼也不捕了，赶紧登岸，抄小路往回跑，翻墙回家，慌忙找出整齐一点的旧衣服换上。等客人登门了，老同志韦广已经忙活得满头大汗。客人关心地问：“老领导，您为何满头大汗？”韦广从容说道：“哈！刚才我到邻村去了，听说你们来了，急忙赶回来，所以那啥……”随从中有几个人偷偷地咬耳朵：“装啥装？这不是刚才我们在江边看到的那个蹲在小船上捕鱼的老头吗？”这帮小子诡秘地做鬼脸，笑了。

　　关系非常亲密的老部下低声问：老领导，您怎么退休后的日子过得如此清贫？这会影响后辈的学子们对前途的信心。为了朝廷的体面和公务员队伍的形象，您看我是不是回去后将您的状况奏明皇上，考虑一下官员退休的待遇问题？

　　韦广连连摆手：千万别这样！圣人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自古以来，读书人仕进做官，图的就不是荣华富贵，而以清俭为乐。你看我虽然退休了，日子清贫，但心里很快乐，因为我在我的工作当中，没有违背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操守，没有有意侵害老百姓，给朝廷惹麻烦。工作中的失误不可能完全没有，但我没有故意去颠倒黑白。所以我内心很逸乐。再说，你看你们这些当年的老部下，还经常顺路来看我，我的这份荣耀不小了，当地很多年轻的学子都很羡慕我。如果朝廷给我这种退休的老干部太高的待遇，那就是示天下以利，彰灼读书人当官求利的欲望，这是很不好的。

　　其实，咱们都知道，当官发财是很容易的，算什么本事？当官还不发财才是本事哩。一般人对退休后的生活有太多的期待，甚至有物质上的过多要求，都是内心不安静的缘故。士大夫居朝则辅弼君王治理天下，退而居乡，则当以身作则，以圣贤言行教化乡里，垂范后来。如果退休后过上安逸奢华的生活，仿佛进了安乐保险箱，国家的兴衰都与自己的待遇无关，这等于给人一个提示：这才是一生的追求，这才是一个人的成功。而这是很违背圣贤之道的，这不是咱们这种人的追求。其实天下的读书人都应以清俭为荣，以奢华为耻，每个退休的官员，尽量追求过平淡的生活，而不是报复性地索取，好像自己在任上做出了多大贡献似的。你更应该多想想：因为你曾经占据了某个职位，可能使国家的事业没有获得更恰当的人选，甚至阻蔽了另一个人才的进步。消耗民脂民膏而不惭愧，这是不应该的。官员退休后，不恃功邀赏，不刻意索取，则百姓的负担就轻，天下就没有太多因负担过重带来的怨气，这样，大家不都很安全吗？这样的安乐是物质能换来的吗？

　　所谓“德不孤，必有邻”，韦广同时代，就有不少像他一样的人——明陈孟贤的同僚们觉得陈孟贤的生活太清苦了，给他编了个段子：说腊月二十四日，各家灶神上天去玉帝那儿报到述职。灶神们个个一身黑衣拜见玉帝，只有陈孟贤家的灶神是一身白衣。玉帝问：“小同志，大家都一身黑，独你一身白，怎么这么另类？”陈孟贤家的灶神就哭了：“别的大哥所在人家，天天生火做饭，过人过的日子，所以他们一个个自自然然都给熏黑了。小臣在陈孟贤家的厨房灶台上趴了整整一年，他家几乎不做饭，更不请客，我想黑都熏不黑呀！”

　　陈孟贤还不算最清寒的，有个在朝廷当供奉官的罗承嗣，冬天，他的邻居总是听到隔壁老罗家有“得得得”的声音，以为歌星龚琳娜住在隔壁，晚上在家练唱《忐忑》呢！问题是练歌也不能整晚都练呀？邻居很纳闷儿：会不会是罗家私造兵器，要造反呢！纠结了很久，终于有一天忍不住，将墙壁凿了一个小孔，偷窥罗大人家。不看不知道，一看，邻居眼泪都下来了：罗大人一家哪儿是唱歌或打造兵器呀，是全家冻得，跟上了发条似的不住地牙齿打架呢！

　　与韦广不同时代的人，比如北宋退休的宰相、郑国公富弼，享有很高的声望，退休后几乎不见任何人，不给任何人关说、办事。他说：凡待人无贵贱贤愚，礼貌当如一。我当官数十年，亲友故旧很多，如果见这个不见那个，“非均一之道”；如果都见，则我的身体又吃不消。他想外出散心，就自己骑毛驴，没有仆从跟随。有一次外出，半路上遇到一个现官的车队，富老躲避不及，又没有及时下驴，被前面开路的隶卒呵斥：你是谁呀？没看见我们首长的车？富弼一边打驴一边躲避说：富弼。隶卒告诉了官员，官员立刻慌忙下轿，给老领导请安。富弼一边给驴加鞭，一边说：好了好了，你们走吧。

　　南宋诗人杨万里一生当官，但很不顺利。他去世前15年，都是退休在家的。杨万里在一个地方当官，卸任前，检索行囊，发现居然积攒了一些俸禄，也不多，“仅万缗”（缗：即一串铜线，每串一千文。另：一文相当于两角）。他认为在一个地方当官，走的时候还拿这么多钱是很可耻的，于是“留库中，弃之而归”。他的夫人罗氏，年过七十，大冬天还每天早上起床，先给家里的仆人们做饭，让他们吃饱了，手足俱暖，再去干活。杨万里的儿子杨长儒，继承了父亲清介的脾性，他曾任广州经略，用自己的工资七千缗，给贫穷的租户交了租税，退休后，什么也不带走。后来有别的官员经过杨家，怎么也想不到，父子两代为官，竟清贫至“采椽土阶，如田舍翁”。

　　第15页 :古代法官嫖娼的事儿

　　古代法官嫖娼的事儿

　　唐宋以来，均设有妓乐，分宫妓、官妓、营妓、家妓，分别服务于宫廷、官府、军队和私人家庭，明朝至宣德帝时，依然保留着。此处所谓妓，是指在乐籍的乐妓，不是卖淫的，其功能主要是表演歌舞、奏乐，类似文工团。但是，比文工团团员惨的是，乐妓地位非常卑贱，属于牛马一样的财产。既如此，作为妓，主人或官员老爷要让你侑酒陪睡，一般妓女很高兴顺从，因为这样有好处，甚至能改变地位——宋孝宗的杨皇后就出身乐妓，她的妈妈张氏就是宫妓，后来外出嫁人。这女孩出生后，长得非常漂亮，又聪明懂事，被皇太后看上了，养在身边，长大了，就配给孝宗，后来当了皇后。

　　五代时期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等于是皇帝派人偷拍大臣韩熙载家里饮宴的情景。韩熙载当时遭朝廷猜忌。他无奈，只好夸张地饮酒作乐，每饮酒必有官妓佐酒。那些喝多了的官员客人，看上了某个妓女，要跟这个妓女睡觉，韩熙载还给妓女与这些官员睡觉提供方便，不仅提供方便，他还变态地带着其他官员和妓女，隔着窗户看别的官员与妓女做好事。可以说，韩熙载家就是个淫窝。韩熙载以此自污求保，皇帝看了侦查员顾闳中偷拍（画）的《韩熙载夜宴图》，对韩熙载这种没出息的放纵非常放心，因为他显然已经彻底堕落，自暴自弃了，没有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了。

　　大宋的死敌金朝，也有官妓——金朝的大法官、御史大夫合住，有一次出差路过宿州，当地官员牙虎忽招待合住，让歌妓侑酒伺候，晚上还让这个妓女陪大法官睡觉。大法官通常嫖妓都不花钱，自然有人埋单，或是嫖霸王娼，不给钱。但是，这次大法官合住次日清早起来，吃完早餐就要告辞，牙虎忽带着人来了，说：大法官，你昨晚睡了我们的歌妓，还没给钱就要走啊？合住很愕然。牙虎忽说：大法官你愣着干什么？没钱是不？不可能啊！说着，就动手翻大法官的行李，拿了几件值钱的丝绸衣服，说：得！这个就当大人给歌妓的嫖资吧。大人今后外出，一定记得带钱啊！不要睡了人家女孩还不给钱，作为一个有身份的人，这样太掉链子了！牙虎忽一顿侮辱，气得合住说不出话来。不过，至此，朝廷的官员路过宿州，都不敢住宿，甚至能不去宿州就不去。这样，宿州少了很多政府接待的麻烦。

　　明朝初期，那个非常有名又非常有才的大学士解缙就给朱元璋上书，要求撤销官妓，以其“非人道所为”。但是，朱元璋没有听他的。到了明朝第五代皇帝宣宗朱瞻基即宣德皇帝在位的时候，官场的风气已经很坏了，官员宴饮聚会，没有妓女三陪，就不算时尚，不算体面。至于官员集体狎妓、买春，那是很普遍的。狎妓、嫖娼，还都在政府公务接待的酒楼、宾馆。

　　明代有个叫谢肇浙的记录了明代娼妓的情况，他写道：“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妓女十分活跃，有的甚至都搞到寺院里去了。

　　宣德年间，都御史刘观因为和其他衙门的法官们集体买春、嫖娼，以贪淫之罪，被撤职查办。

　　都御史是干什么的？权力非常大，其“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述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简单地说，其权力就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兼最高检察院。作为皇帝的耳目，不仅管官员，可以说京城的各种风气都归他管，当然，他的职责是管官员，百姓是看官员的样子的，管好官，百姓就自然风从向化了。所以，天下官员闻都御史之名无不两股战栗，魂飞齿震。

　　这样的官员，应该是天下官员的道德风纪的楷模才对，就是说，你是执法者，别人犯错误，你不能犯错，或者说，你应该是最后一个犯错误的。比如，别的官员狎妓、嫖娼，你就算把持不住，也应该是最后一拨召妓的。

　　可是，这个刘观大人玩得很疯狂，吃饭必宴会，宴会必召妓，自己嫖妓不算，还带着其他法官一起嫖娼。

　　刘观的事被举报，告到皇帝处，皇帝命有司劾查。刘观开始狡辩说：我们没有发生性行为，就是按摩了一下。

　　宣德皇帝对此十分忧虑，很生气，他召开干部大会，做了重要讲话，说：喝酒，是人之常情，朕从前之所以没有禁止，正因为此。但是大家都是读书人出身的干部，是士大夫，士大夫最基本的修养还用朕说吗？你们各人心中应该有礼义廉耻管束着，并且相互激励，不让彼此堕落。有了这些修养，卑贱的妓女，你们怎么会去亲近？怎么会去集体买春、嫖娼？现在，这种风气非常坏，以刘观为典型，非常过分！你是纠察官员风纪的，你是执法者，怎么能带头干这种事情？看来，现在不彻底禁绝娼妓，整顿官场风气，天下的礼俗就要被刘观这种贪淫之人搞坏了。（“饮酒，人之常情，朕未尝禁。但君子当以廉耻相尚，倡优贱人，岂宜亵狎！近颇闻此风盛行，如刘观辈尤甚。每赴人邀请，辄以妓自随，故此辈仿效，若流而不返，岂不大坏礼俗！”）

　　宣德帝将刘观查办，让人推荐新的都御史，于是，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相当重要的人登场了，他就是顾佐。顾佐为人刚棱不挠，守正嫉邪，吏民皆畏惧，贵戚为之敛手。他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将全国的歌妓全部禁绝。从政令上禁绝之后，官员们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叫歌妓侑酒侍宴，更不敢公开嫖娼了。同时产生了一个新玩意儿：中国戏曲开始迎来一个全盛的男旦时代。

　　宣德皇帝对百官进一步说：官员为人要洁身自好，办事要竭诚公正，公生明，廉生威，别怕别人举报你。现在官场的风气坏得令人害怕，大家不是比谁更廉洁，而是比谁更肮脏。别人是禽兽，自己非要禽兽不如，否则就吃亏了似的、很委屈似的。这是什么逻辑？这样下去怎么行？朕知道，现在不少官员也抱怨，说民间情绪对官员们有误解，民间有浓厚的仇官情绪，凡是官员干的事都说不好。官员往东，民间往西。这种情绪当然对官员是不公的。但是，我们想想，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论语》中，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说：桀纣那样的残暴荒淫之君，他们未必做过像书上说的、戏里唱的那么多惨绝人寰的坏事，但是，大家把他们塑造成了千古残暴荒淫的形象代言人。这就是告诫读书人，要修养向上，当官要一心为国为民，夙兴夜寐，忠诚公正，不能甘居下流，不能做坏事，不能贪污荒怠，否则什么坏事，尽管你不一定做过，但是人们都会认为你一定做了，因为这种坏事就是你这种人才能做，你有条件做嘛，你有条件腐败嘛。到最后，连狗拉的屎都说是你拉的。

　　第16页 :古代医患之间

　　古代医患之间

　　明朝嘉靖皇帝迷信取处女月经炼丹，可使人长生不老，遂从民间选十三四岁的美貌少女，取其月信，常年居住在西苑炼丹。为了保证少女们的身体绝对洁净，负责炼丹的方士们建议不让少女们吃饭喝水，只许吃桑叶、喝露水。这些年少的宫女们生不如死，受不了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一天，宫女们准备了一根麻绳，在嘉靖皇帝熟睡的时候，突然冲上去要将他勒死。本来绳子都套在皇帝脖子上，两边一使劲儿就成了。谁知慌忙之中，绳子中间被打了个结，女孩子们可能是饿糊涂了，又加上手没力气，因此，尽管宫女们很使劲儿，因为这个结的阻挡，还是没把皇帝勒死。没勒死，但是把皇帝吓得不轻，当场就昏死过去了。

　　宫女造反即“壬寅宫变”，使嘉靖皇帝身心受到惊吓，这回谁也不相信那些各路方士和江湖大师们了，让太医院的医生们治疗。医生们压力山大，治不好很可能脑袋搬家。当时医术非常高超的首席名医、工部尚书许绅，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卫生部部长，作为皇帝保健小组的组长，压力最大。嘉靖皇帝没被宫女们勒死，但是吓昏过去了，左右嫔妃内监哭作一团，手忙脚乱，以为皇帝死了。

　　俗话说：“急病人，慢郎中。”当医生的，首先要沉稳，病人和病人家属焦急慌乱，医生不能跟着他们一起忙乱焦急，忙乱焦急看上去是给病人尽心，实际上对看病恰恰是有干扰的。许绅为人“质朴谨厚，不喜交游”，被认为是“有恒人也”。在一片呼喊哭号声中，许绅沉着冷静地给嘉靖皇帝检查、号脉，然后开了一服药，煎好，掰开皇帝的嘴，灌下去，一个时辰后，嘉靖皇帝就苏醒了，吐了一大口紫色的血，又过了一个时辰，就能开口说话了。

　　许绅救活了皇帝，居功至伟，加官晋爵，不在话下。可是，他自己却很快就病倒了，同僚前去探望，许绅气若游丝地说：我不行了，这正是在西苑宫女造反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其他人慌乱呼号，貌似惊惧，其实当时内心最惊惧的是作为医疗小组组长的我。当时我就想，我的这一服药要是不见效，救不活皇上，我就非自杀不可。幸亏皇上被救活了，但是，我的神魂至今不宁，吃了很多药都不见效，所以我必死无疑，“余必不复起”。

　　明朝皇帝的脾气都不好，普遍性格焦躁，稍不如意，即将医生付刑狱。医生们一想到皇家人生病，就紧张得不得了。可以说，当时宫廷的医患关系极其紧张。太医院的医生们战战兢兢，为了保命，慢慢地形成了一个默契，即给皇帝、皇子及后妃们看病，开药方，不能用那种冒险的药，药方开得四平八稳，无论如何吃不死人，绝不敢用那些威猛但却治病的药，否则出了事儿，命将不保。所以，明朝包括后来的清朝宫廷，慢慢地形成俗话说的“几不称”，即：太医院的药方、翰林院的文章——都是没个性的、四平八稳不管用的形式主义。

　　医生们形成的这种世故，皇帝慢慢地也觉察到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专业人士。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生病了，招太医看病，下令：太医再开那种不见效的药方，统统下狱问罪！太医院接旨，一阵慌乱。朱元璋唯独将一位名叫戴元礼的太医单独招到跟前，温语劝慰：你不要害怕，朕说的那些狠话是针对他们的，不是针对你，你不要有压力。朱元璋很清楚：医生心里有压力，绝对不能看病。他用这种方式，给戴元礼减压。

　　朱元璋对戴元礼信任很久，先前朱元璋的儿子晋恭王朱棡生病，晋王府的医生们尽心尽力治疗，但是，朱棡还是死了。朱元璋非常生气，下令将晋王府的医生们全抓起来。戴元礼奏道：万岁，晋王上一次生病，您派臣去诊治，当时臣开了一服药，治好了晋王的病。但是臣当时向您奏报说：晋王的病是病在膏肓，如果下次复发，就没法治了，臣也回天乏术，请您嘱咐晋王生活起居多加注意，谨慎延年。所以，这一次王爷因病复发，不是晋王府的医生们没治好，没尽心尽力，请您明察。朱元璋听了，就释放了那些医生。

　　正因为戴元礼如此不世故，有担当，心怀仁善，见义勇为，不独为自保计，肯为他人辨冤执言，所以朱元璋对他很信任。

　　可是，尽管戴元礼给朱元璋尽力治疗，朱元璋的病还是没被治好，当年就病逝了。

　　继位的皇太孙非常生气，将太医院的医生全部抓起来问罪，因为有朱元璋对戴元礼的安慰之语，所以唯独戴元礼得以幸免。

　　人之常情，古今相同，凡人生病，多产生非分之想，希望医生能药到病除。医疗再发达，巫术再高明，都赶不上人对健康无病的奢求。更有甚者，认为医生什么病都能治疗，都应该能治好，所以，使医生产生了不能承受之重压。如果这个压力还借助于权势，医生就更承担不起了。汉朝有个叫郭玉的医生，医术非常高明，常常为皇族权贵治病，但他死活不愿意进入太医院，成为权贵的专门医生，而宁愿当个江湖游医。汉和帝问他为什么不愿意享受太医院医生的待遇，不愿意掌握政府的医疗资源？他回答说：那些权贵居高临下面对臣，臣给他们治病，臣总是压力很大（“心怀怖惧以承之”）。给他们看病，有四难：一、他们都很自信，臣给他们解释医药病理，他们多倨傲不以为然；二、给他们看病开药，嘱咐他们在将养期间有很多谨慎注意事项，他们不遵守，不听话，“将身不谨”；三、他们养尊处优惯了，身子骨普遍虚弱不强，不能承受通常的药力；四、他们普遍好逸恶劳，治好了，很快就又生病了，反过来埋怨臣没给他们彻底治好。再说，天下没有无失误的医生，天下人自己所承担的各类工作差错百出，而如何希冀医生百无一错。权贵们更是认为给他们治病，就不应该有差错，臣“重以恐惧之心，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在这种不正常的医患关系中，是看不了病的。

　　第17页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卢焯是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官员，从雍正十二年（1734）当福建巡抚，到乾隆三年（1738）又任浙江巡抚兼理盐政。他，犯了一般官员都会犯的错误，居官自肥，贪污了。这么大的官贪污，当然不是一个人贪污，必然有一个贪污的派系团伙。乾隆六年（1741），卢焯等人被弹劾。先是朝廷的调查组到了浙江，将他调到外地，案件牵涉浙江湖嘉道员吕守曾和嘉兴知府扬景震。

　　吕守曾也已经调到山西任布政使，得知被调查，自杀了。当时，杭州的老百姓不知情，还为卢焯一案叫屈，说卢大人是个有才干的人、有能力的官。甚至有人说，即便他自己贪污，但有工作能力的官员贪污一点点也没关系嘛，如此等等，闹事者还把副都统衙门前的鼓都毁坏了。乾隆帝闻奏，问近臣如何处理。近臣有言：山西布政使吕守曾都自杀了，就将案件推到他身上，慢慢地不了了之，对其他官员严加训诫，令其退赃，后逐渐降级处置，这样，朝廷保全脸面，也能息事安民。乾隆没有听这个建议，斥责道：官员以自杀企图掩盖罪行，逼迫朝廷，又或妄图以一人之死而永葆妻子荣贵，掩覆其他同案犯，不惟毫无廉耻，是为大逆不道。遂下令严查。最后将卢焯和扬景震“以坐赃判处绞刑监候”。

　　乾隆二十二年（1757），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商量了一个敛财的好办法：以给朝廷、给皇帝进贡金炉的名义，收购云贵境内的黄金，大肆压低金价，中饱私囊，弄得吏民皆怨。眼看民怨沸腾，郭一裕被吓坏了，为掩覆自保，抢先上奏章参劾自己的同伙、上级恒文。乾隆帝派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率领调查组调查。所查属实。遂将恒文逮捕进京，乾隆帝面斥之，“宣谕赐自尽”。恒文临死，供出郭一裕是同谋并且是发起人，是创意者。乾隆又斥责郭，“命夺职，发军台效力”。同时对云贵当地十五名知情不报的官员，予以各降一级的处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一般人根本“知”不了，做不到“知”。自古大奸大贪者，多为大才之人——唐穆宗时，宿州刺史李直臣贪赃当死，由于李多年在朝廷内外给自己经营人际关系，为他说情的人很多，都说他是一个有能力、有才干、有政绩的官员，也为朝廷、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唐穆宗见那么多人为李直臣说情，也慢慢地动摇了，他对御史中丞牛僧孺说：那么多人都说李直臣是个有才干、有政绩的官，这一次朕想饶了他……

　　牛僧孺慢慢回话：是的，他是有才，但他的不才，却在于拿着朝廷的俸禄，掌握着地方财政大权为自己结交各种关系，“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朝廷的法律，就是要约束那些聪明有才智的人，不让他们妄逞才智。难道像安禄山这样乱天下的反贼不是有才的人吗？

　　唐穆宗听了，下旨，诛李直臣。有敢再为其关说者，朝廷派调查组调查，吓得谁也不敢出声了。

　　后唐明宗李嗣源非常痛恨贪官，在他当皇帝的七年里，处置了不少贪官，比如他的亲密旧部将军的儿子史彦珣贪赃，很多人为其求情，史彦珣还是李嗣源的外甥女女婿，是皇亲，李嗣源说：咱们是沙陀部（当时的少数民族），人家汉族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内心一直鄙视嘲笑咱们没文化，不懂孔孟之道，咱们怎么能不对自己下手狠一点儿！（“王法无私，岂可循亲。”）供奉官丁某，掌握着朝廷的仓库，以公款结交各种关系，此人盗窃国库，用公款投资经营，非法获利无数，案发后，很多人为他求情，李嗣源说：“食我厚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并戮之。

　　由于李嗣源认真治理，五代时期的后唐，被称为“小康之世”，在中国历史中是非常有意思的时期。当政者一认真，再混乱的天下都很快呈现风气向良好淳厚变化的景象。

　　古人治贪，不可谓不严，上古有五刑，曰：“火能变金色，故墨以变其肉；金能克木，故剕以去其骨节；木能克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宫以断其淫；水能灭火，故大辟以绝其生命。”后在五刑外，又增加了流放，作为宽宥。在古代，当贪官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女真人建立的金朝，金大定十二年（1172），有女真贵族官员贪赃，畏罪自杀于监狱，金世宗下旨说：不把他的尸体丢在街上任人踩踏，就算是厚葬了吧。贫穷的人沦为盗贼，可能是迫不得已，他都当官了，还贪赃，不但人坏，而且愚蠢，他自杀是胁迫朝廷不再追究他的妻子，想得美！“贪人败类，其子必无廉清”，“其诸子皆可除名”。

　　其实在汉代，比如汉桓帝时，就名诏：“赃吏子孙，不得察举。”——想着隔若干年，后代子孙再当官，连门都没有！

　　宋朝范仲淹针对那些宽宥贪官、同情贪官自杀等现象，说了一句名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一个贪官服罪，或畏罪自杀，痛哭的是贪官一家；而徇私枉法，屈法惠奸，让贪官一家不哭，却杀伤的是天下人心，杀伤的是人们对国家和未来的希望，所以这是一路哭，两者孰轻孰重，显而易见。

　　有人说，古代那么严厉处置贪官，不也没消灭贪污吗？这是心里有了妄念的人才有的说法，这种人当官也必是贪官。须知治贪如洗衣，衣服污脏，在所难免；要实在破旧不堪洗，就应换新的。那种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妄图，是一种贪婪。

　　第18页 :古代官员自杀

　　古代官员自杀

　　北宋景德元年即公元1004年，辽国（契丹）发生了经济危机——历史上，中国最悲摧的是邻国发生灾害、政变等引发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危机，人的生存就成了头等大事，成了底线，至于生活得文明不文明、体面不体面，就不重要了。仓廪不实，礼从何来？衣食不足，荣辱何在？所以，一部中华历史，从上古到近现代，就是边鄙蛮夷对文雅的华夏文明进行侵扰、掠夺和破坏的历史，以及顽韧的华夏文明的自我修复和发展的历史。这是躲不开的宿命和噩梦，所以，清朝的诗人陈恭尹才发出“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这样的千古悲鸣。现代人总是说，落后就要挨打。其实，历史事实恰恰证明：落后只是不一定能打赢，但落后并不一定就要挨打，先进才常常挨打呢！越是贫穷落后，越会天天嚷嚷着发动战争、打别人。

　　这一次，地处苦寒的辽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辽主耶律隆绪和萧太后决定对大宋朝发动战争，以缓解和转嫁国内矛盾，并在经济上争取掠夺富裕的宋朝。当时的大宋朝非常富裕，富裕到什么程度？比传说中的盛唐最富裕的时候还要富裕。剽悍勇猛的草原骑兵从华北大平原一路驰骋，很快打到了澶州城下，距离北宋的都城东京汴梁不远了。

　　宋真宗根本不愿意打仗，但是，朝中主战的大臣寇准对宋真宗说：咱就是要和谈，也要打了再谈，不能这么跟贪婪悍猾无信义的胡虏谈判，必须先打一仗，而且要打赢之后，再谈判。这样就主动了，让他们认识到咱们不是怕打仗，而是打仗对谁都不好。宋真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御驾亲征，到了澶州，军民大振。辽兵在先行官萧挞凛的率领下，气焰嚣张地围住了澶州，谁料到俗话说的“人狂没好事，狗狂挨砖头”，不可一世的萧挞凛正在马上呼喝辽兵，被城上宋营中的一个神射手一箭射中脑门，当场命毙，辽军锐气大减，耶律隆绪和萧太后闻凶信，很受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两国谈判。宋朝这边派出的和谈大使是大臣曹利用。

　　对战争非常不耐烦的宋真宗在曹利用临出发前交底：领土问题，是不能谈判的。钱的话好说，实在不行，给他每年援助岁币一百万两也行。

　　宋真宗会算账：当时打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至少花军费三千万两银子，还不一定能打赢。所以，给它一百万的援助，等于是大哥给小弟经济援助，送“凶礼”了。曹利用这人很会办事，经他与契丹谈判，驳回了契丹对领土的要求，只答应给经济援助，这就是现在历史教科书上说的：每年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这比宋真宗自己给的底牌要省了很多！曹利用算是立了功。

　　曹利用这个人，有本事，但是也有心计，即奸诈——自古无奸不才，大奸大才。他给宋真宗汇报的时候，故意卖了个关子：当时宋真宗正在御帐内间吃饭，派内侍到外间问曹利用谈判的结果，曹利用没说话，将手指竖起来，在额头上形成一个“三”字。内侍回奏：曹大人比画了一个“三”字手形，没说话。宋真宗失声道：三百万？这么多？他很生气，将筷子一拍，吃不下去了。停了片刻，想想，自叹道：三百万就三百万，要是能结束战争，也可以。（“姑了事，亦可了。”）曹利用在外面听见了，内心窃喜。

　　等到面见皇帝，曹利用又装，他跪倒磕头，说：万岁，臣罪该万死，跟契丹谈的结果，咱们每年要给他们的岁币和绢加起来是三……

　　真宗头都不抬，边叹息边打断他说：朕知道了，是三百万。

　　曹利用说：万岁，您在三后面加上十再加上万字，连起来念。

　　宋真宗仿佛自言自语：三、十、万！？哎呀！老曹，这是真的？三十万？

　　曹利用这才笑着抬头：可不咋的？万岁，是三十万！

　　从此，曹利用深得真宗皇帝的赏识和器重。官运亨通，一路升到类似副宰相的位置。

　　曹利用权势越来越重，骄横贪贿之气也越来越重。他利用权势给自己的子侄亲友谋官位、谋私利越来越大胆，甚至连皇太后也不放在眼里。有一次，朝廷搞运动会，有个项目是钓鱼比赛，皇帝钓的鱼用红丝网盛着，半浸在水里。其他大臣都用白色的丝网兜，曹利用竟然用红色的网兜！这是明显的僭越。有人提醒：曹大人，您看您的网兜，皇上用的是红色的，您怎么敢用红色的？曹利用说：什么敢不敢的？不敢（擀），那是煎饼！

　　曹利用有个侄儿叫曹汭，这孩子没什么文化，但在曹利用的照顾和安排下，也当了官，还私下做生意赚了很多钱。曹利用在朝中骄横一分，其子侄在外面就骄横十分。曹汭经常玩弄女性，比如用豪车载着美女旅游兜风什么的。他最喜欢的一个侍妾在家与曹汭的正房争宠，没争过正房，曹汭将她嫁给一个自己经常帮助的土豪大款，因为这土豪大款有求于官二代曹汭，曹汭就经常去土豪家与侍妾相会。慢慢地土豪受不了了，加上土豪感觉到朝野对曹利用的负面传言越来越多，他预感到曹家快出事了。有一回曹汭又来土豪家，从侍妾的房间出来，居然没穿外衣，穿的是黄色的睡衣睡裤，这土豪非常机灵，当时就跪在曹汭跟前，高呼：万岁！万万岁！他故意把曹汭当皇帝对待，用这种高呼万岁来彰灼曹汭穿衣僭越。

　　这一高呼，把曹汭吓傻了，赶紧慌忙往外逃。但是，这事儿很快被人知道了，“宦者走马奏之”，很快汇报给朝廷。这还了得！朝廷下旨：将曹汭油烹！

　　油炸了曹汭，曹利用也被拿下，调查他的问题，僭越、贪贿、腐败等罪行，一抓一大把，主要罪名是他和侄儿谋反。这罪名就太大了。但宋朝有不杀文官的祖制，又念及他曾经有功于国家——说的就是澶渊之盟，给曹利用最后的处罚是：贬。朝廷处罚高级官员其实不是泄私愤，而是要考虑到对其他官员的影响和朝廷的形象。所以没杀他，贬的地方也不远，就在湖北的随州，后来又改为房州。

　　押解曹利用的是类似一位大内的武官，名叫杨怀敏，走到了襄阳这个地方，杨怀敏指着滔滔汉江对曹利用说：曹大人，您看这一江水多好啊！这儿的自然环境也不错，我要是您，就直接走过去，一直朝着江水，向前走，不回头，一定会融化在碧水蓝天里。曹利用默不作声。

　　到了驿站，杨怀敏布置了一个森严的局：将大厅收拾得跟要行刑的地方一样，并且让随从人员都躲在屏风后面，半天谁也不作声。曹利用心生怀疑，偷偷趴着窗户一看，那气氛十分恐怖，感到这可能是要杀他了。杨怀敏走过来，一拍曹利用肩膀，把曹利用吓一跳，杨怀敏皮笑肉不笑地说：曹大人，早点休息，明天再说吧！

　　曹利用回去，就解下裤腰带上吊自杀了。

　　第19页 :古代打老虎

　　古代打老虎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从现在上溯1000年，全世界最有钱的50个人中，有一位是明朝正德年间的大太监刘瑾。

　　刘瑾在正德年间，独揽朝政，贪污纳贿，卖官鬻爵，专权枉法，威福任性。自古但凡掌握权柄又偷私之心盛炽者，其所为必然会打压良善、嫉贤妒能、阻蔽才士，无一例外。刘瑾残酷迫害方正忠直之士，驱使朝廷官员如叱呵犬豚牛马，大小官员不要说想方设法谄谀巴结他，就是赞美他赞美得慢了，类似鼓掌看上去或者他觉得你不热烈，都会惨遭迫害。不单是官员，连明朝的宗室、各地的郡王等，也都不得不巴结刘瑾。一时间大明朝万马齐喑，言路堵塞，人人钳口避祸，不敢冒险撩蛇虺之头，践虎狼之尾。天下无道，士人扼腕，农妇辍耒哀叹。恨刘瑾的人很多，但是没有办法，谁也不敢出头摇撼他，甚至有的人刚流露出一丝不满，就会有人告密以市恩邀宠。这也是历来权奸暴君得以有效控制人心、维持局面的奥秘之一，就是利用人性之恶即人心自私利己的劣根性，以驾驭人。再说刘瑾经过了多年的经营，羽翼丰满，他联合内廷的其他七个太监，称“八虎”，这个“老虎队”把持着宫廷的各个要枢，皇帝等于是被牢牢地绑架了，他们掌握着大明朝的一切。刘瑾当然是八虎之王，即大老虎、老虎中的战斗虎。他很快就自己做大做强，成为当时大明朝最成功的人。本来明朝有锦衣卫、东西厂负责维稳和治安工作，但刘瑾还要设置一个高于锦衣卫、东西厂的内行厂，由他直接掌控指挥。

　　然而，任何事都有天命，刘瑾也有他的天命——人一忘乎所以，则为人处事难免有疏漏。心怀偷私者，一定会死在偷私之心上。贪婪的人自然小气，刘瑾对其他七虎有时候提出的要求不能够满足——其他七虎的私欲也会随着权势的增长而膨胀，但刘瑾似乎逐渐放松了对周围人的有效笼络，他犯了项羽的毛病，即对哥们弟兄好话说尽，但吝于封赏，不兑现实惠。本来都是以利相交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天下最脆弱的，一旦利衰，则危及交情。况且欲壑难填，人的欲望不管正常还是非分，一旦得不到满足，难免生怨隙。以利益结交的关系，就是这种宿命。

　　正德五年（1510），安化王朱寘鐇造反，造反得有个理由，即檄文上面数说刘瑾的多少条罪状。正德皇帝派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领兵镇压。很快，朱寘鐇之叛被平息，大军凯旋，准备向朝廷献俘贺功，皇帝也兴致勃勃地等着前线的将士回来，准备庆贺。

　　在返程的路上，都御史杨一清做太监张永的工作：张公公啊！你看我们这次虽然成功地平叛了，但是，兵凶战危，劳民伤财，本来不用咱们这么辛苦地征讨的，您应该清楚这都是因为什么。

　　张永不敢回答。

　　杨一清叹息一声，诚恳地对张永说：这些局部的叛乱不难平息，难的是国家的内患，矛盾丛生，内部危机重重不可测度啊！

　　张永故意问：杨大人您说说，这都是什么原因呢？

　　杨一清用马鞭在地上画了一个字：瑾。

　　张永一看，脸色少舒。杨趁机说：还不就是因为刘瑾这只大老虎祸国，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样子。您应该利用这次进宫汇报的机会，向皇上检举刘瑾啊！

　　张永说：刘瑾日夜都守在皇帝身边，皇上一天不看见他都不开心。再说他耳目众多，我们平时说话都不方便啊！

　　杨一清：皇上将这一次讨伐逆贼的机会，不交给别人而交给张公公您，还不是皇上也信任您嘛。您这样啊：等班师回京之后，您对皇上说，关于这次讨贼平叛的事，有一些必须向皇帝单独汇报。皇上必然答应，到时候您将朱寘鐇造反时颁布的檄文给皇上看，这檄文里写得很清楚，没说皇上不好，就说朝政被刘瑾把持专擅，才弄得天下混乱。皇上读完檄文，必然心动，您再趁机向皇帝分析讲述现在的社会矛盾和国家的危机，请皇上当机立断，拿下刘瑾。如若不然，大乱一起，到时候就不可挽回了。以皇上的聪明英武，一定会醒悟的。这样，诛灭刘瑾，您必然受重用，到时候您将刘瑾专擅时期的弊病一一矫正革除，您就是千古功臣啊！

　　张永说：万一不成，怎么办？

　　杨一清给他鼓气：别人和皇上说这些，可能不成，我信；您说，一定能成。您向皇上汇报的时候，要讲方式方法，看皇上问什么，您慢慢地将内容渗透进去。万一皇上不信您，您当场跪地磕头出血，请求皇上将您即刻处死，以此表明您的激切与忠心。即便是皇上当场不下令捉拿刘瑾，我相信刘瑾的日子也不多了。您要痛哭流涕、捶胸顿足。这件事一定要做得严密，如果有丝毫泄露，那就大祸临头了……

　　杨一清还要往下说，不料张永一拍胸脯，勃然作色曰：“老奴何惜余年报主乎？”

　　张永依照杨一清的策划，果然打动正德皇帝。正德帝亲自带领东、西厂人马，查抄了刘瑾的家，不查不知道，一查，把皇帝吓一跳：刘老虎家钱太多了，有多少？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万余两，其他珍宝细软无法统计。其实，钱多少，皇帝不在乎，关键是查出了准备篡位的玉玺和龙袍，这还了得！

　　刘瑾被判凌迟，行刑还有规定：要分3天，共割3357刀。那些恨刘瑾的人、被刘瑾迫害过的人或家属，花一文钱买一片刘瑾的肉吃下解恨。这道菜应该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老虎刺身”。

　　刘瑾之前的大老虎是王振，之后的大老虎是魏忠贤。打老虎看上去惊心动魄，实际上，最让人惊心动魄并心寒胆战的，应该是老虎们是如何被豢养大的。打虎的狂欢，争食“老虎刺身”的解恨，如果替代了检讨“老虎是如何被豢养大的”这一根本命题，那必然是一个老虎倒下去，千万个老虎即将长大。

　　第20页 :拿什么警诫官员最有效

　　拿什么警诫官员最有效

　　南朝宋张兴世，战功卓著，封征虏将军，官当得很大。朝廷因为他有功劳，也照顾他父亲，他父亲是个农民，朝廷给了这个农民一个待遇：给事中，即每月领一份“给事中”这样官职的薪水——过去朝廷封赏官员的家属亲戚，是明赏，这样高调赏赐一个有功之臣的家人，就为的是给天下人做榜样：你们也要这样好好做事，为朝廷立功，将来自己当大官不说，家人也能沾光。这样赏赐有个好处，即朝廷的负担在明处，这个账能算清。这样设计制度，最大的优点在于近人情。后来北宋真宗所做的劝人读书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说的都是很近人情的话，没有大忽悠、没有装。朝廷这样明赏，比起那个天天叫嚷官员子弟不得经商牟利要有效，那种自己当裸官，天天公开说大话，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其实子女亲戚在背后发财发得不清不楚，才是朝廷最大的危害。

　　当然，赏赐有一套规矩，不是滥赏，赏赐其实是一种管理，不能让你们自己利用职权去开发利益。同时相应的，也有惩罚规矩，如犯错，也同样被株连。

　　张兴世几次要把他的父亲接到大城市襄阳去住，他父亲不愿意离开老家，说：我就是个农民，我喜欢这儿的生活，你不要为难我了。你要是有孝心的话，给我弄一只鼓角，我下地干活休息的时候，坐在田埂上没事儿吹着玩儿。张兴世为难了，说：这鼓角是皇帝家行军时用的，不是您这样的农村老汉玩儿的。他父亲说：那就算了。张兴世有一次回老家给先人扫墓，他的级别高，随从很多，衣着灿灿，声势很大。他的父亲见状，大惊失色：儿子，你的声势太大了，太高调了，咱家先人哪儿见过这阵势啊？会把他们吓着的。张兴世听父亲这样说，赶紧将随从队伍减少到几个人，衣服简素。他父亲才安心。

　　一个农民竟有这样的见识！父子各守法宪，相互警诫，他拿那份“给事中”的钱，朝廷一点也不冤枉。

　　同样是南朝宋，何尚之这个人很有本事，也有胆识魄力，那年宋文帝在建康即今南京用民工挖了玄武湖，何尚之没有阻拦、劝谏。文帝又想在玄武湖中修建传说中的蓬莱、方文、瀛洲三座仙山，以彰显朝廷“俺们有钱咧”“天天都是好日子”等国家强盛形象。何尚之急了，力谏阻挡，认为朝廷扩挖玄武湖已经太让百姓受累了，现在又搞这个形象工程，非常不好。在他的劝谏下，宋文帝只好停了这个工程。当时也有不少官员是极力支持以讨好皇帝的，说是建成以后可保建康城和刘宋王朝抵御万年不遇的洪水；过了一段时间，又说抵御千年不遇的洪水；再过了一段时间又说能抵御百年不遇的洪水，何尚之发火了：你们说话到底有谱没谱啊？谁也回答不了这个质问，群议遂寝。何尚之不惜得罪人，以警诫皇帝和百官。

　　何尚之这样做事，是有家教的——他当了吏部侍郎，官级虽不太大，但那是管官的官，一下子门庭若市，非常热闹。有一年夏天他休假，前来送他上船的官员非常多，多得他都认识不全，个个都跟他在江边合影留念。到了老家，他的父亲何叔度问他：听说你这次回来，官员们倾巢相送，把码头都堵了。是吗？

　　何尚之说：是的，没办法，都是同事，来了有几百人吧！

　　何叔度微微一笑，说：从前殷浩做豫章定省，送他赴任的亲戚朋友非常多，多得也是把码头都堵了；后来殷浩被罢官流放到东阳去，他的船停靠在征虏亭码头好多天，连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来看他。你这次回老家休假，那么多人送你，其实那不是送你，那是送吏部郎官，跟你本人没有关系！知道吗？

　　何尚之被父亲这样一说，立即警醒了，回来路上那种衣锦还乡不免扬扬得意的心情一下子清静下来。

　　父亲在家教子，以人物事理警诫之，在古代是很普遍的。不单是南朝，同时期被北方少数民族控制的北朝，也不乏这样的清明之士。

　　宋隐是西河介休（今山西）人，祖辈也做官，到了他这一辈，命运很不好，北方地区落入混乱无法纪的少数民族政权手中，十分不稳定。宋隐为人谨慎，做事踏实低调，先后被几代后燕皇帝赏识，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如履薄冰地过日子，常警诫儿子宋经：你今后在家要忠顺父兄，到了外面做事当官，要像对待兄弟一样对待老百姓。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过错。如果运气好，我看你可以做一个地方官，我送给你两个字：忠清——忠于职守，不做违背原则犯法乱纪的事儿；清正廉洁，不要让老百姓背后骂你。这样的话，你安分守己，不用那么辛苦追求当更大的官。我了解你，担心你在当今世上，没有当大官的命却非要追求那个位子，就很容易给我们全家带来灾祸。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如果因为官场得意、仕途顺利而忘记我对你讲的话，你就是不孝！我死后当了鬼，你烧给我的纸钱我都不会收的。

　　朋友之间也这样相互警诫，推心置腹——

　　北魏外戚冯聿，他的爸爸叫冯熙，他的姑姑就是北魏的冯太后。冯太后和弟弟冯熙年轻的时候经历战乱失散多年，后来寻找到了，所以情感特别好，对娘家的照顾也特别细致。可能是因为弟弟流落在他乡，挨过饿，如今荣华富贵，明明吃饱了才睡，可是却常常做梦给饿醒，所以冯熙被封“肥如侯”，又封昌黎王。冯熙享受荣华富贵，他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北魏孝文帝，一个当了皇后，后被废，又将他的第二个女儿立为皇后，三女儿被封左昭仪。冯熙的大孙子也就是冯聿的侄子还娶了长乐公主为妻，拜将军、封南平王。冯家当官的特别多，冯聿不算官最大的，但也有这些头衔：“给事黄门侍郎太中大夫征虏将军兖州刺史信都伯”。冯熙死后，孝文帝一再为他追加荣誉，还亲自给他写了墓志铭，这荣耀谁比得了？——总之冯家从“屌丝”很快就成为“高富帅”了，极其显赫荣耀。

　　人在得意的时候，一般不会有危机意识，一般人也不给人家提醒有潜在的危机，说人家不爱听的话，人家还以为你羡慕忌妒恨、扫人家的兴呢。所以，一般人都是顺情说好话，让得意的人更得意、更高兴，让得意的人一见到你就能彰显他的成功、得意。

　　但是，冯聿和另外一个官员崔光同在一个部门上班，崔光经常对冯聿说：老冯啊！你们家现在富贵太盛了，一定会衰落的！

　　冯聿听了果然不高兴，说：老崔，你怎么回事儿？我们冯家跟你关系不错，你怎么老是咒我们家呢？

　　崔光说：这不是咒，我是以自古以来的事理推论，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宿命。提醒一下你老哥嘛！

　　也有上司警诫下属的——

　　北周长孙俭当荆州都督，刚一到任，老百姓就上访告状，告郑县县长泉璨。长孙俭召开荆州干部大会，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之后，他将调查泉璨的事儿公诸于众，之后自己脱去上衣，跪在主席台上，让人用荆条抽打自己。抽打完了，他说：作为一州行政长官，有教育各级干部的职责。现在泉璨同志犯了错误，责任首先要由州委一把手的我来承担，是我没有教育好泉璨同志。

　　有人插话说：泉璨又不是您提拔的，您是刚刚到任，怎么能负这个责任？要负，也是您的前任负责嘛。您怎么一上任就给自己头上引爆一个地雷？

　　长孙俭说：我是荆州刺史，我就该负这个责任！这不是我长孙俭负责任，这是荆州刺史在负责任。这就是官场游戏规则！不能到了该由你这个职位负责任的时候，你就说当时我还没有来，我不了解情况。不能这么说！人跟职位不能分开来说，除非你不当这个官。否则，咱们解决问题就永远没有办法，永远找不到问题的源头和依据。咱们有的干部，在一个地方当官，做了很多错事、坏事，但是他的错误在他离任的时候还不一定能全面充分地显现出来，他一拍屁股走了、升职了或退休了，他犯下的错误和政策失误就永远没有人追究了，后来继任者也不承担，这叫什么规矩？难道没人承担这事儿就完了？难道当官就永远正确，倒霉的只有国家和老百姓吗？这就是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长孙俭自严如此，“阖城无不肃励”。

　　父子之间、朋友之间、上下级之间警诫，皇帝有没有人给他警诫？皇帝有没有内心所忌惮的？有。就拿最著名的荒淫无道昏君隋炀帝说事儿——

　　隋炀帝住在显仁宫，他命令所有的侍卫没有他的旨意不得离开岗位，不值班的时候就在营房待着。可是，有一次卫士长让一个没上班的侍卫外出办了点事儿。隋炀帝知道了，大怒，命人将卫士长押送到大理寺，并指示：杀头。大理寺少卿源师对隋炀帝从容奏道：“陛下您指示杀了卫士长，臣奉命执行就是。这也不用多讨论，谁爱说啥说啥。可是，这个案子既然交给我们大理寺审讯，我们就应该按照朝廷的法律来审问定罪。您现在给大理寺指示杀了卫士长，臣等遵旨。臣斗胆问一句：今后如果还有卫士犯了同样的错误，您是亲自下指示呢，还是让我们大理寺审讯定罪？您亲自下指示那还用我们审讯干什么？交给我们审讯，可是按照法律衡量，不一定是杀头，今天咱们要不要把法律改了？如果让大理寺今后审问定刑，而您今天的旨意又成为一个典型先例，怎么办？请皇上明察。”隋炀帝被这样一问，警醒了，挥挥手，放了那个卫士长。

　　从前皇帝临朝，有左右史官，记录其言行。每当臣下奏事，与皇帝对答，每一句话都有记录，这也是皇帝非常忌惮的制度。皇帝也是很害怕自己的错误被史官记录在案的。皇权独断，独断就只能由一人负责。所谓集体负责，时过境迁，同样一个事件，没有权威的第一档案，各人都拿自己的日记说事儿，真伪难辨，一句集体负责，最后必然是谁也不负责。所以，大理寺少卿源师这样奏事廷对，自然是借助了皇帝负责这一制度，让隋炀帝有所警醒和忌惮，不能因气使权，乱了规矩法度。

　　第21页 :第二章 功名富贵皆春梦

　　第二章

　　功名富贵皆春梦

　　所谓琴心——减少苟活的理由

　　春秋，乐官师旷先生是个瞎子。关于他的眼睛是如何瞎的，有三个版本，两个版本说是他为了专注学音乐自己弄瞎的，弄瞎的手段：一是用艾熏瞎的；二是用针刺瞎的。第三个版本是他天生就是瞎的。我目前倾向相信他的眼睛天生就是瞎的——一个人能将自己的眼睛弄瞎，其心太狠、太毒，用今天的话说是个超级偏执狂，不合常理人情，不可取，这样的偏执性格，不符合琴道人格。以如此狠的心，内心有那么大的光明，似不可信——师旷是一位内心有大光明的人，您不能说正因为眼睛瞎了才内心光明。

　　圣贤大都生于衰世、末世——师旷生活在春秋时晋悼公、晋平公时代，作为两代晋公的宫廷乐官，随侍晋国最高领导。他最初的职责就相当于一个肉体活人版的MP3，即晋公想听音乐的话，不像您现在一按按钮就可以听了，他得让乐师现场弹琴，跟今天播放MP3一样，这种乐师的职务，后来有一个名字：琴待召。

　　师旷作为一个宫廷乐师，他的地位远比一般奏乐供人娱乐的乐人高得多。晋公有重大的外事活动，一般都请师旷先生一起出席。即外宾和晋公谈论国事，晋公旁边坐着一个神色端庄和蔼的瞎老头。有一次，卫国灵公一行到晋国访问，晋国在卫灵公访问期间，举行“卫文化周”。卫灵公身边也带了一个乐师名叫涓，即师涓先生。卫灵公一行去晋国的途中，路经濮河，在河边休息时，夜晚月光照着河水，波光粼粼，薄雾笼罩其上，突然，隐隐约约有人唱歌，大家都觉得好听。可是过后谁也记不住那个歌声的旋律，只有师涓先生听一遍就全记住了。在“卫文化周”开幕式上，卫灵公要显示自己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让师涓当场弹奏那个从濮河边听到的乐声，他想考验晋国的人是否知道这个曲子。师涓老师调好琴弦，弹奏起来。在场的人都觉得这个琴音太好听了，追星族们都准备好让师涓老师签名了。这时候，坐在晋平公旁边的师旷老师猛地一拍桌子，大声说：“停下！别弹了！”

　　在场的两国国君都很尴尬，晋平公觉得师旷这样打断客人弹琴很没风度，是在忌妒人家吧？师旷徐徐道：“请问你这个曲子是从濮河上听来的吗？”师涓一听，很窘。卫灵公大惊，只得承认。

　　师旷说：“这就对了——这是商纣王的宫廷乐师师延给纣王演奏的靡靡之音。武王伐纣，师延知道自己助纣为虐，其罪不免，就畏罪跳濮河自杀了。这个曲子荡人心智，如果任其流传，久之则人心淫逸颓废，国必亡。所以，它是不祥之乐，亡国之音，不能弹！”

　　晋平公客气地打圆场：“现在早已不是商朝了嘛，无论如何也得让贵宾演奏完整个曲子，曲不可不终嘛。”

　　师旷语气温和但坚决地说：“好的音乐使人振作，靡靡之音使人堕落，防微杜渐以修养身心，为什么明知不好，还要听完它呢？”

　　又有一次，晋平公举行高级干部大会，在会上说自己国家的建设成就，这也好，那也好，晋国的媒体上平时只有三种声音：一是我们是最好的；二是别人都说我们最好；三是别的国家都忌妒我们最好。师旷老师听晋平公这样讲话，就拿起身边的一张琴，照着晋平公的方向用力扔了过去，晋平公讲话脱稿，正在兴头上，突然感到一阵黑风扑面而来，吓得哇哇大叫，摔倒在地，琴虽然没打着他，但是把他惊着了。卫士冲上来就拿住了师旷。晋平公稍微安定了一下神色，厉声问：“师旷！你要行刺寡人？”师旷两只胳膊被卫士抓着，坦然地说：“您是主公？真是您吗？”晋平公说：“是寡人！你眼睛看不见，耳朵也不好使吗？连寡人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师旷说：“啊！难道是老臣听错了？我刚才明明听到不是您在讲话呀！我听到商纣王在台上胡吹冒撩大忽悠哩，怎么是您在讲话？”

　　晋平公明白师旷老师的意思了。少顷，即摆摆手，散会了。

　　古云：“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就是说，不要将琴声弹奏得太顺随人的欲望以娱乐人，而要用琴声驯化人的性情，削弱人的一些不正当的天性和欲望，使其达到“正”的效果。当然，这个过程达到的效果微乎其微，不是说听了一曲，流氓立刻不流氓了，贪官立即不贪了，没那么神。正因为没那么神，所以才要强调和坚持。跟减肥似的，你要坚持才有效果。

　　现在，古琴一下子热起来了！热得人都有点不习惯，热得跟得了流行感冒一样，热得让人想起谁写的那句话：“花说开就开了，哗地，像泼妇一样。”

　　但是，真正懂得琴理、明晓琴道的人还是很少的。所谓琴道，无非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而已。有关这个，可以看我先前的小作《天理》，此不赘述。

　　琴和琴人之尊贵，说到底是琴人要心中多存一些“不”，即世俗要你这也能做，那也能做，这也能搞掂，那也能搞掂，而琴教你“不”做这，“不”做那。你不要试图用琴影响他人，你只需用琴管住自己即可，所谓理一人之性情，以理天下之性情。人都把自己管好，社会才能好。别扯得太远，别企图代表别人，比如有个网站吹牛，说中国不怕跟美国打仗，大不了中国豁出去死几千万人，而美国最怕死他们自己的人。这就是瞎扯——你只能说你自己愿意去死，或者跟你一样有这种想法的人愿意去死，你没权力安排别人去死。什么是淫邪？这就是需要禁止的淫邪。

　　琴不娱乐他人，只调和自己身心。为什么说琴人难觅知音？就是因为琴只对自己弹，对二三好友弹，不娱乐他人，不取媚他人。

　　正因为琴者知音难觅，一旦得到知音，简直可以说是生死知音，简直就是琴者自己的另一个复制品。这就是为什么伯牙子期，一个读书人和一个樵夫能因琴而结生死之交。

　　邹忌您是知道的，就是那个长得很帅，但是跟城北徐公一比就觉得自己还是不够帅的齐国人。邹忌年轻的时候学了一身本事，他想当官有所作为，造福国家，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后来的选材察举制，更没有发明科举制，他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机会被齐王赏识呢？

　　机会总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邹忌会弹琴，齐王也会弹琴。邹忌自荐说自己的琴弹得好，希望能为齐王弹琴。他以这个名义进入宫廷，成为齐王的一名琴师。有一天，齐王自己正在弹琴，邹忌大胆，推门就走了进去。齐王见了很不高兴，说：寡人没叫你来呀！

　　邹忌说：大王您的琴弹得好！

　　齐王心情不错，问：你说说，好在哪儿？

　　这一问，给了邹帅哥一个机会，他朗声回答：您弹琴，大弦浑厚温和，这是明君气象；小弦清廉干练，这是丞相诸臣奉公能干；您按弦按得果断而深，放得舒展而轻松，这好比国家政令宽严得当；音量大小适中，无不正之音的干扰，如天下四时协调，没有乱象。

　　齐王听了，很高兴：小邹啊！没想到你还如此懂音律！

　　邹忌说：我不但懂音律，其实我还懂治理国家哩。

　　齐王不高兴：说你胖你就喘，年轻人，要学会谦虚！

　　邹忌说：大王，治理国家就像弹琴一样嘛。

　　邹忌借助琴理说治国之道，很快就得到了齐王的赏识，三个月后，邹忌当了齐国的相。后来的事实证明，邹忌是古时一代良相。

　　邹忌其实生在一个好时代，他遇到了喜欢琴的齐王。

　　琴道在于“不”，琴人在于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无过放弃生命。有关琴人故事，近世最动人心魄的是四川的裴铁侠与沈氏——裴铁侠与沈氏夫妇家藏唐代一大一小两张雷威制琴，因号“双雷”。1949年，社会形势激变，作为旧式读书人的裴铁侠，觉得自己是属于另一时代的人，不该活在新的时代。加上儿女命运连遭变故，更添忧惧。于是，夫妇摔碎双雷琴，将琴之金徽收集到一起，留下遗书：“二琴同归天上，金徽留作葬费”，双双自杀身亡。裴铁侠夫妇让人想起王国维以身殉那个化他的文化，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第22页 :古代吊民伐罪

　　古代吊民伐罪

　　史载：商纣王奢靡，吃饭用上了象牙做的筷子。这貌似小事儿，被纣王的叔父箕子知道，箕子却哭了。人问你哭什么呀？他说我感到商朝要灭亡了。为什么呢？箕子说：领导用上了象牙筷子，还愿意吃馒头咸菜吗？那不得吃燕鲍翅吗？吃上了燕鲍翅，哪还肯住平房呀？那不得住更豪华的宫殿吗？住上豪华的宫殿，还肯穿粗布衣服吗？那不得穿绫罗绸缎吗？穿上绫罗绸缎，还愿意坐马车吗？那不得坐大奔驰吗？坐上大奔驰，那还用一般的包包吗？那不得用LV吗？用上LV包包，那不得……所以，箕子哭得可伤心了。他伤心之余，就逃跑移民了。

　　商纣王在位三十年，商朝一下子变成人间地狱：他权力至高无上，人又极其聪敏有才，喜欢逞才使能。即位后就确立了先军政治的国策，即商朝一切民力财富都要为军事所用。如此穷兵黩武，弄得民不聊生，天下怨愤而不敢言，百姓道路以目。他还非常猜忌周围其他部落那些有才华的首领，一旦发现哪个部落的首领治国有才能，就找个理由把他抓起来，处死或囚禁，手段非常残暴。商纣王的爷爷文丁，就对周部落的一个杰出首领季历很猜忌，将他杀死。季历就是周文王的父亲。可以说，商朝有这种坏传统，到了商纣王时期，他连自己的亲叔父也不放过，箕子曾好心好意给他提建议，却被他囚禁，差点杀掉。

　　文武全才的太师闻仲是商纣王的父亲帝乙去世前的托孤之臣，让他照顾并帮助商纣王治理天下。谁知道商纣王太荒淫无道，残酷暴虐，闻仲为人正直，他在朝中，纣王还能忌惮他，有所收敛；一旦闻仲外出，不在朝中，商纣王就疯了，什么坏事都干。

　　商朝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非常残暴，其他部落已经看不下去了。他们面对这种人权状况极端恶劣的国家，感受到了暴政的威胁。终于，包括周在内的其他部落如庸、蜀、羌、髳卢、彭、濮等部族的首领会盟，召开大会，联合谴责商朝的人权状况。但是，商朝对此进行了胡搅蛮缠的反驳，并表示要进行武力反击。

　　周部族的首领姬发看时机成熟，召集各个部族，组成了吊民伐罪的联合国军队，在牧野与商朝军队进行了决战。商朝长期愚民宣传，全国民众基本上都是奴隶，一支由长期欺压奴隶但战斗力很弱的正规军和临时组织奴隶参军的军队，自然无法抵抗雄气勃勃的联合国军队。很快，商朝就被打败了，商纣王自知罪孽深重，自焚于他建造的供自己娱乐的鹿台。

　　就在周武王伐纣，联合军队即将出发的时候，舆论并不是一边倒地支持姬发吊民伐罪的，甚至有人认为他犯上，商纣王没那坏。当时的两个社会名流伯夷和叔齐，二人叩马谏阻，辞气非常慷慨，情绪也很激动。

　　商纣王其实是个有福气的人，他那么荒淫残暴，依然有那么多忠臣给他提意见，希望他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除了闻仲、梅伯、比干、杨任，还有微子、箕子等等。个个都是千古忠良，蔚然壮观！以至于纣王的罪恶昭彰于天下，人神共愤，天必亡之。可以说，商纣王的灭亡，因为有了这些人的扛顶，显得比较体面。如果是那些心里怀着自己的小算盘，眼看着你快失败了，但不出声，因为出声你不高兴，就跟着你一起傻笑着、一起慢慢地溃烂腐朽的人，大家一起死得很难看。

　　商纣王到底有多坏？古史久远，不可详索。但商纣王是古代荒淫残暴君王的典型代表，成了一个暴虐的符号，一直对历史上的其他君王起着警诫作用。

　　传说闻太师被姜子牙打死在绝龙岭，他死后的魂魄飞回商都朝歌，谴责了商纣王的罪状，民间将其总结为“十不该”即十大罪状，每一句都是一个残暴的故事——

　　一不该搭虿盆文武遭难——商纣王命挖五丈深的大坑，里面放蛇蝎毒虫，将那些不听话的异己分子剥去衣服，扔到坑中，任由蛇蝎毒虫噬咬，破腹穿肚，此为虿盆之刑，他在上面饮酒观看，听惨叫之声以取乐。

　　二不该修鹿台枉费民钱——商纣王喜欢搞大建筑，搞形象工程，耗尽天下民财。

　　三不该对百姓砸骨验看——这个变态的商纣王，想看看人骨头里长的是什么样子，就抓来百姓老少，当场让人砸开百姓的腿骨，看里面的骨髓。

　　四不该剖民腹剥女验男——变态的商纣王跟日本鬼子一样，当场刨开孕妇的肚子，要看肚子里的胎儿是男是女，猜中有奖。

　　五不该挖去了杨任双眼——大臣杨任实在看不下去眼前的暴虐，给纣王谏言，被纣王让人挖去眼睛。

　　六不该割心肺屈死比干——这个故事知道的人很多，不赘述。

　　七不该把梅伯炮烙柱炼——跟杨任一样，宰相梅伯提意见，被商纣王施以炮烙柱炼酷刑。

　　八不该将黄贵妃摔死楼前——大将黄飞虎的妹妹是纣王的妃子，也因为好心劝谏纣王，被活活地从摘星楼上扔下去摔死。

　　九不该将二太子赶离宫院——纣王听妲己谗言，杀死姜皇后，正准备杀两个儿子的头，结果二太子被人劫走了。

　　十不该逼黄家反出五关——黄飞虎一门忠良，商纣王想霸占黄飞虎的夫人，逼得黄夫人自杀，黄飞虎领着一千多名家将，反出五关，投奔姜子牙。

　　商纣王可能没做那么多残暴的事，有些残暴之举，技术上不成熟，属于想象。但是，自古以来，人们还是相信他做了那么多坏事。历代文辞夸饰追加，彰灼渲染其罪恶，为什么？这不是现在人的发现，很早就有人发现了——《论语》，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说：桀纣那样的残暴荒淫之君，他们未必做过像书上说的、戏里唱的那么多惨绝人寰的坏事，但是，大家把他们塑造成了千古残暴荒淫的形象代言人。这就是说，君子修养，要敬谨慎重，要有向上的追求，不可自甘堕落，甘居下流，你的形象一旦坏了，人们会自然地把许多坏事、坏想象都加到你身上，更何况是为官者呢？

　　第23页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君子爱人以德”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明朝天顺七年（1463）二月，京城会试，天下举子赶考。江西吉水人彭教带着一名仆人也上路了。山高路远，晓行夜宿，不敢耽延。彭教家境并不富裕，所以随身带的盘缠不宽裕，而怎么花钱，全由仆人掌握。

　　途中，他们路过一个小镇，住在一家简朴的旅店中，次日一大早，正欲起程，楼上突然泼下一盆水，差点泼到彭教的仆人头上。那仆人躲闪得很及时，回头一看，楼上的泼水呈弧形落在地上，仆人突然眼睛一亮：水渍中赫然有一只明晃晃的金钏！由于天色尚早，路上几乎无人，彭教也还没出门，仆人就将这个金钏捡起来，藏在怀里。一路上，仆人都没对彭教说这个事儿。

　　又走了些日子，眼看会考日期临近，主仆计算着行程。仆人突然说：咱们一路上的盘费不多了。

　　彭教说：咱们省着点花，别太浪费。

　　仆人一笑：没关系！咱有意外之财，不会让您挨饿受冻。

　　见仆人的笑容很神秘，彭教问：什么意外之财？临财毋苟得，你没做坏事吧？

　　仆人（苍头）就将住店遇泼水得金钏的事说了。

　　彭教一听就急了：咱们现在立刻返回，把金钏送还回去！

　　仆人：为什么？咱又不是偷的。

　　彭教说：这必定是楼上那家女子不小心遗落的，一个女孩儿无故失落金钏，没法向父母交代，父母会认为她私通男子，将金钏做了定情物，征求甚急，催逼不已，弄不好会出人命的。

　　仆人都快哭了：回去没问题，可这样一来，咱可就耽误考试了呀！几年才一次会试，一次跟一次不一样，耽误了，兴许一辈子就没功名前程了呀！

　　彭教说：人命关天，考试是小事儿。（“人命事大，试事小耳。”）

　　主仆返回，果然，小旅店楼上那家女子，父母“征求颇急，女欲死”，那失落金钏的女子正准备自杀，“见钏得活”。

　　而彭教果然耽误了考试日期。

　　故事若至此，已经够感人的了，也算完美。但是，偏偏有下文——

　　那年的考试，考场居然发生大火，而彭教因迟到而幸免。当年的八月朝廷又补试。第二年即天顺八年（1464）举行廷试，彭教以文章夺魁，被点为状元。

　　前人多从因果报应上解释彭状元的故事——自古忠鲠孝义以教君子，因果报应以警愚俗，自有其道理，为了不扫人的兴，不宜多阐发。但是，老百姓常以此事来证明一句常言：“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类似的好人，明朝陕西三原县有个姓温的人。温某以卖豆腐为生，两口子过日子，一直没有生育。温某很会精打细算，卖豆腐，每天晚上结算，都要从中给自己提取几枚铜钱，存到一个木箱子里，积攒起来，以为养老之费。日久天长，四十多年，也积攒了不少钱。忽一日，温某外出卖豆腐，他妻子在家，见一邻居妻子女儿呼天抢地地痛哭，十分凄惨。一打听，才知道是欠别人的账，人家按照契约，要将这家的妻子女儿卖了。温某卖豆腐回家，温妻将邻居的事告诉了他。温说：那就把咱家积攒的养老钱送给她家吧。温妻说：我正有此意，恐怕你舍不得。温说：赶紧送去。（“亟与弗迟！”）

　　邻居得银，事遂解。

　　同样，故事若到此为止，对一般人的教育意义就不大，也无实效，结果在后面——是年，温氏夫妇居然以高龄之年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长大后非常有出息，中了进士，历任知县、巡抚，吏、工部尚书等职。《明史》载：“（温）纯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当，肃百僚，振风纪，允称名臣。”而温纯的父母也都以子而贵，获得朝廷的封赐。温纯有《温恭毅公集》传世。

　　彭教为人，内心光明磊落，不免让人感到才高气傲，处事刻厉，不为同辈所喜，故而仕途艰难；温纯也因为人正直磊落而屡忤朝贵，遂遏于群小，无一日安于其位。

　　君子小人，上天有知，自有安排，彭教与温纯及其封翁封婆，因其善而不湮没于史册，而小人则终究身名俱灭。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本来就是一句讲因果报应的话。过去，人心向善，读书人以圣贤为楷模。至于黎民百姓，也以此管束自己，这两句话也是正经做药的生意人常挂店铺并默念于心上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话就起作用。

　　“君子爱人以德”

　　说“万恶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赏谁个官儿，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其实，人多不知慈禧太后并不照顾娘家人——娘家的男人出息不大，除了领政府规定的“铁杆庄稼”固定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收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满族王公看不过去，给慈禧建议：您就算不照顾娘家，但是娘家确实太穷了，难免引起世人对您的误解呀！——王公们希望慈禧开的口子越大越好，自己也会照样给自己家捞便宜。慈禧没办法，从自己的工资里头每月拿出银子，补贴娘家人：男一人几两、女眷一人几两。这样还不行，王公们又建议：您给您的亲弟弟桂祥公爷赏个差事，让他能自己挣钱。桂祥就是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的亲爹，这都不能算是官二代，得算是官前代了吧？慈禧知道桂祥没能力，为了堵王公贵胄的口，就让桂祥去天津带兵，她当然希望桂祥能干得好，这样她脸上也有光彩。但桂祥一到天津兵营，扭头哭着就回来了——原来，他刚到兵营，还没下马，就看见军营里高高地竖立着另一面大旗，上书三个大字：萨桂祥。这其实是另外一个将军的名字。他吓坏了，没文化还很迷信，认为这三个字念起来是“杀桂祥”，很不吉利，就说什么也不干了。回来被慈禧痛骂了一顿，乖乖回家窝着去了。

　　南宋朱熹少时，有大官刘子羽帮助过他，刘子羽为大儒、抗金英雄，是朱熹父亲的好友，朱父临终托孤，请刘帮助抚养未成年的朱熹。所以，朱熹一生与刘家亲密友好，朱熹奉刘夫人如母，非常尊敬。刘家世代为官，所谓累世簪缨之家，子弟不只是在宋朝当官，历代都当官。

　　女人爱孩子，对自己生的小儿子尤其宠爱，人之常情也。刘子羽的夫人卓氏，不仅丈夫当官，她自己的大儿子官更大。所以，卓氏想给自己的小儿子刘平甫（小名五哥）谋个好工作，当干官。干官掌国家财物均输，职能类似今天的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以及国资委辖下的所有垄断性大国企。当时刘五哥已经通过了政府的考试，具备了任职条件。卓氏夫人就想通过家族在官场的影响力，给儿子运作一下。这事被朱熹知道了，朱熹给卓干妈写了一封信，严肃地说：“闻尊意欲为五哥经营干官差遣，某切以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坏却心性，盖其生长富贵，本不知艰难，一旦仕宦，便为此官，逐司只有使长一人可相拘辖，又多宽厚长者，不欲以法度见绳。上无职事了办，下无吏民窃伺之忧，而州县守令，执反出己下，可以凌轹，故后生子弟为此官者，无不傲慢纵恣，触事懵然。”

　　朱熹的意思是说：您不可以给您的儿子五哥运作这种“好差事”，从来干这种工作的官二代没一个不因此坏了心性的。这些干部子弟，生长优越，从小就吃特供食品，养尊处优惯了，根本不知道世上的事情有多难处理！贫寒子弟上进之途狭窄，连就业找个饭碗都不容易，这种官二代却一上班就干这种掌握主动权、掌握国家命脉的工作。工作单位只有主管领导一个人可以管他，而一般来说这种主管领导又多是世故圆滑之人，不会用规章制度约束你，他不愿得罪你嘛。这样，你上面没有人管，下面又没有一般人能够奢望替代你的工作，你的位子没有被颠覆的隐忧，你爽死了！而那些到京城求你办事的地方官员，哪怕官阶比你大，但有求于你，副省长见了你处长都不敢多说话，你可以挟气欺负他们任何人。贫寒人家出身的人当这个官，还可能懂得谨慎、敬畏，你官二代当这样的官，没有一个不傲慢荒怠、胡作非为的，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也不在乎，在这个位置上牛皮哄哄的，一旦换个位置，就又什么也不会。干这个工作，无非给国家添乱、给政府敛怨、为家庭招难。

　　朱熹建议：“愚意以为可且为营一稍在人下职事，吃人打骂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与求干官，乃是置之有过之地，误其终身。”——您应该给五哥找个艰苦的工作，让他从底层干起，让人差遣打骂您也别心疼干涉，让他自己一步一步努力成长。如果非要给他谋“干官”，这就是要害他一辈子了。

　　《礼记·檀弓上》云：“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后人称赞朱子圣贤胸怀，爱人以德，而不是爱他就给他找个地盘让他做主。

　　第24页 : “里有殡，不巷歌”/“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里有殡，不巷歌”

　　宋朝范仲淹在邠州（今陕西邠县）做官的时候，有一天适逢假日，天气晴和，十分适宜野外游玩。范仲淹就约了一帮同僚下属外出，到风景优美宜人的山区楼台，野餐饮酒，赋诗作乐。仆从将餐具摆好，酒斟上，范仲淹刚要举杯，突然看见附近有几个穿着孝服的人在忙碌。范仲淹立即让人上前去打听怎么回事。汇报说，是一个邠州的外地读书人贫病而死，他的朋友们想把他埋葬在郊外，死者非常贫困，入葬时什么东西都没有，连棺材都没着落。

　　范仲淹听了，神色黯然，十分难过。他让手下人立即将安排好的酒席撤掉，自己带头，将身上的钱都捐给了死者，并派人帮助死者的朋友们，将死者好好地安葬。当时在座的许多人都感动得潸然泪下。

　　古人劳作，因工具简陋，需要力气，劳作时一起使劲儿，效率高。比如舂米，将谷子放在石臼内，几个人用木杵从各个方向一起用力舂，人们一起唱着劳动号子，有同声唱的；有分开两拨，彼此应和着唱的；有一人领唱，其他应和的；等等，在古代曰“相”。“相”这种边劳动边“相互喝歌”，干活不累且出米多。但是，如果邻居人家有丧事，则舂米就不能唱劳动号子，而要默默地舂。因为人有同情心，即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家遭遇丧事，内心哀楚无尽，你这儿大呼小叫地唱着劳动号子，两下比较，显得十分残忍，没有同情心，十分不仁义。不但如此，邻家有丧事，你从外面回来，路过街巷，即便你刚才得知一个天大的好事，内心美得不唱歌都不行，也要克制自己，不能嘴里哼着小曲儿路过丧家之门。否则，会显得非常不人道。此所谓：“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不但如此，就是娶亲迎亲的车马与送葬的车马于狭小路桥相遇，秉承“死者为大”的原则和文化默契，迎亲送亲的一定要让送葬的先过，中国人认为如此，迎亲送亲的还会因此很吉利。

　　《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匍匐救之是形容急迫的样子，路过丧家，要匆忙路过或急忙去帮助他。《礼》曰：“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意思是做人要端庄严肃谨慎，不要在人前失态。比如在丧家面前，你嬉笑玩耍、表情喜悦、举止轻狂、衣着艳丽，就是失态。失态就是失礼。

　　孔子去有丧之家吊唁，人家招待吃饭，孔子从不吃饱，神情必端庄严肃——“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如果去有丧之家吊唁已毕，到了别处，换了环境，新环境的新活动如果需要唱歌，孔子都不唱，因“余哀未忘，不能歌也”。不仅如此，就是平常，孔子见了那些身穿孝服的人，虽当时身心很放松地娱乐，但见此则骤然敛色，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很端庄（“见齐衰者，虽狎必变”）。孔子坐着车，看见旁边有人穿着孝服，必赶紧站起来，双手抓着车前面的横木，目光凝重地看着对方，示意礼敬，此所谓“凶服者式之”。

　　孔子如此庄诚地对待有丧者，却不是没有规矩，不能放任人的情绪而坏了规矩——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英年去世，孔子哭得非常伤心。颜渊的父亲想厚葬儿子，在棺材外加一椁，这是不符合规矩的，孔子因此忍住悲伤阻止了颜父。“夫君子之用财，视义之可否，岂独视有无而已哉？”花钱要花得有规矩，符合礼义。一般人在悲伤之中，为了表达对逝去的亲人的无尽情意，往往有意把丧事办得超过死者的身份，也超出自家的财力。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放任，则必然变坏礼俗，而丧家因此没法过日子。所以，必须“以礼节之”。孔子非常通达人情，他说：丧事，与其办得排场奢华，以至于伤风害俗，不如多哭两声，因为丧事无论办得如何热闹有排场，都不能尽情表达亲人对死者的情意，就是说，办丧事如果任由人的情感，必然是上不封顶的事，所以“与其易也，宁戚；与其奢也，宁俭”。后来荀子再次强调并总结孔子的思想，说：丧礼要适中，不要过分，如果刻薄死者，丧礼过于寒碜，则大失孝义；如果过分厚葬死者，而刻薄生者，丧事的花销超出了生者的财力，这叫“杀生而送死”，怀礼害俗，是非常荒谬而错误的。

　　儒家对待有丧者的态度，无不体现“礼”的精神，即以诚敬之心，自卑尊人。人知礼节，乃有别于禽兽，有恻隐之心，同情之心，故曰“临丧不笑”“望柩不歌”“临丧必有哀色，执绋不笑”“里有殡，不巷歌”，莫不如此。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明朝，南阳有个叫李威的人，家里有很多地，种棉花，每年将棉花卖给从外地来的商人，获利不少。有一年，棉花收获，从湖南来了三位商人，雇着货船来到了南阳，将李家所有的棉花都收购了，李威这次卖棉花共得了三百多两银子。三百两银子相当于明朝一个正七品官员一年的俸禄；相当于现在多少钱？按照明朝当时的粮食价格，一两银子大约能买300斤的大米，三百斤大米在现在价值多少，您换算一下就知道了。总之，老李家这笔收入是不菲的。三个湖南商人将银子交给李威，将棉花装了船，正准备起程，不料头一天晚上，船上起火，连船带棉花一起烧了个干净。

　　三个商人见状，瘫坐在岸上大哭不已，直要投河自杀。人们在替三个商人惋惜的同时，也替老李家庆幸：庆幸李威将棉花卖给了商人，双方都两讫了，现在棉花被烧，不关老李的事。

　　李威把三个商人请到家里，安顿他们吃饭，说：棉花虽然卖给你们了，但还没有运走，这还算是我的棉花，烧了，是我的损失。我把你们的三百两银子全部还给你们。我损失这些棉花，我的棉花地还在，明年还可以种，你们若没有了这些银子，拿什么生活（“汝若失此货本，何以为生？”）……

　　三个商人感动极了，但说什么也不接受：咱们都两讫了。只能算我们自己倒霉，就是官府，也管不着啊……

　　李威说：这种利益至上的标准，自古以来是给一般小人用的，我李家是耕读传家，以仁义教子弟，希望我家的子孙人人当君子，不当计较利益、冷酷无情的小人。现在你们连船和棉花都被烧了，这些银子我拿着能心安吗？我今后能向子弟们讲仁义吗？我这是侥幸得财，这会让我一生内心不安。请成全我！

　　三个商人感动得又哭了一场，拿着银子回去了。就这样，老李家那年的棉花几乎没有收入，但因为有了这个义举，很受当地人的赞扬。李威自己也觉得内心暖烘烘的。

　　李威就是明朝内阁首辅李贤的祖父，李贤辅佐明朝五个皇帝，人称五朝元老，祖上三代都受到朝廷的封赠，非常荣耀。

　　“临财毋苟得”——南朝宋人孔觊，任御史中丞，类似纪委主任，他的弟弟孔道存和从弟孔徽两个人非常有商业才能，在外地做生意做得非常大，哥哥孔觊虽然当官，但日子很清贫，两个人来看望哥哥，知道给他钱他肯定不要，就给他带生活用品：绵绢纸席之类，足足装了十来船！孔觊一见，显得非常喜欢，说：弟弟呀！你们给哥哥送的东西太好了、太及时了！我这儿正缺少这些呢。

　　孔觊让人将船停靠在码头岸边，等候卸货。他招待两个弟弟吃饭，两个弟弟见哥哥对礼物非常喜欢，心情非常愉快，两个人给哥哥敬酒说：哥哥，您进步了，懂得变通了，不那么死板迂腐了。当官就要这样，您以往也太亏待自己了！咱不过分贪污就对得起祖宗和……哎呀！哥哥，你看码头是不是着火了？这么大火焰……

　　孔觊从容地喝了一口酒，连往外头看都不看，说：是着火了！我让人放的，把你们带来的东西连船全烧了。你们毕竟都是读书人，怎么能忘记祖上家训，把自己降为一个下流商贾呢？你看你们说话那个腔调，你看你们那一脸的精明相儿，你们目光里流露出来的还是世家子弟的神色吗？

　　南朝梁吕僧珍，出身寒贱，后以才学得官。朝廷委任他到自己的故乡去当州官，家乡那些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尽量想办法靠近他和他的家人。比如他的侄儿，没读过什么书，一直以贩葱为业。找到吕僧珍，说：叔父啊！请看在老家长辈的面上，给侄儿在州政府弄个小官当当，当官实在不行，到政府的企业谋个差事也行，好歹是国企嘛。进国企还不行的话，您看能不能将机关食堂和政府接待宾馆的生意给侄儿做……吕僧珍没等他絮絮叨叨完，就厉声说：滚回去贩你的葱去！

　　南朝宋吏部尚书顾觊之的三儿子顾绰，头脑非常灵活，很会搞资本运作，帮别人的公司搞上市什么的，凡是跟他经济往来，很容易就变成你欠他钱了。顾觊之经常劝阻儿子，但是，顾绰口头答应父亲洗手不干了，实际上继续干。顾觊之有一天把儿子叫来，说：儿子，我看你非常喜欢钱财，爹就一次帮你挣够钱，让你今后别再汲汲于商海了，太辛苦！好不好？顾绰一听，大喜。顾觊之说：现在都谁欠你的钱还不愿意还？你把债券都给我拿来，我让政府出面派人给你要，让他们数倍还你！

　　顾绰高兴极了，将所有债券都交给顾觊之。顾觊之一把火把债券全烧了，并且告诉远近人等：欠我家三小子的钱，都不用还了，今后再有人跟他做生意，我要找你的麻烦。（“负三郎债，皆不须还，凡券书悉烧之矣。”）

　　《大学》云：“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前者会使用驾驭财富，用财富帮自己发德明功，立身立名；后者不仁，被财富驾驭和奴役，身居高位却不惜毁灭名誉牟利贪财，以不仁而拥天下财富，遭人侧目唾骂，实在是受刑罚。

　　第25页 :古代士大夫遇沮则退/要脸的和不要脸的

　　古代士大夫遇沮则退

　　明弘治十一年（1498）三月，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和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刘健被人告了。告状的是一位大学生，即国子监的学生汪某，他告李东阳和刘健，“杜绝言路，掩蔽聪明，排抑胜己”。要求皇帝将这两个人“急宜斥退”。小汪为什么告这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身居要位，小汪认为由于他们的不作为、缄口不语，不向皇帝反映真实情况，致使朝政弊端丛生，国家出现了很多问题。

　　大学生小汪的告状奏章，作为文渊阁大学士的李东阳和内阁首辅刘健，即便是有机会先看，也不敢扣压阻止。按照制度，这份告他们状的奏章顺利地到达皇帝手中。刘健和李东阳不能对大学生打击报复，而是要到皇帝面前陈情申辩。他们说：最近有包括大学生小汪在内的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告臣等的状，私下议论臣等，说我们只顾自己当官、巴结权宦、勾兑利益等等，这些告状的说的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类多可采”，即他们说的大多数您可以相信。因为我们在朝廷这个重要位子上，官场所有弊病的责任理所当然应当由我们承担。我们自己检讨，错误主要在于“因循将就，苟避嫌疑，不能力赞乾纲，俯从舆论，别白忠邪，明正赏罚，以致人心惶惑，物议沸腾”，让朝野如此议论纷纷，这是我们的失职，请求朝廷罢免我们并追究我们的责任。

　　其实，李东阳和刘健不是没有作为，可以说，正是由于他们的鼎力扛持，国事才没有更糟糕。当时，明朝有三个很能干的大臣，除李东阳和刘健外，还有一个谢迁。刘健稳练端正，谢迁刚直豪爽，李东阳温和多智谋，弘治帝对他们非常信任，见他们都尊称先生，不敢怠慢。

　　现在一个学生小汪告状，传得沸沸扬扬，朝廷总得有个交代，不了了之反而更引起朝野议论。皇帝为了安抚大臣，让锦衣卫将小汪抓起来问罪——明朝皇帝脾气都不好，动不动就抓人，甚至当众脱士大夫官员的裤子打屁股以羞辱。刘健和李东阳赶忙紧急上奏章，两个人全力营救小汪。说我们大明朝不能没有小汪这种大学生，他告状所言，未必全是实情，但是，以他这样卑微的身份敢对朝臣提意见，这是很了不起的，正国家之元气所在也。千万不可治他的罪，否则会伤天下士子之心啊！臣等在朝中也没有脸面再待下去了。

　　弘治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将小汪释放。

　　明武宗任用宦官刘瑾，自己放纵游乐，李东阳等拼死力谏，极陈“嬉戏废政”之弊，武宗不听，刘健、谢迁跟皇帝争执，将桌子都掀翻了。明武宗还是不听，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请求退休回家。他们说：“上下相疑，内外不协，霍乱之机，皆自此始。”我们不干了，干不了了。

　　刘健、李东阳被一个大学生告状，尽管告状的内容还不够翔实，但这两个人就要求退休了，而不是通过手段和关系摆平此事。因为他们都是读书人出身的士大夫，士大夫为人处事的特点是“行己有耻”，遇沮而退，而不是没脸没皮、忍耻求进、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就是说，你能告状，尤其是把你一个身份低微的大学生都逼得告状了，可见我们在朝野心目中的影响是不好，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一定是自己没做好，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被你们这么议论、非议，尽管你们所说的不一定是实情，但议论对国家产生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没脸面再待下去了。给皇帝提意见，皇帝不听，本来自己已经尽了职责，但是生在这种皇帝当政的时代，太令人沮丧了，不干了。

　　从前，读书人寒窗苦读，走科举求取功名，能成功考中的人是很少的，能考中后入职做官的更少。唐朝官员通过读书科考当官的仅占10%，但唐朝社会风气崇尚通过读书科考入仕，而以通过别的途径当官为耻，“士耻不以文章达”。宋朝录取的比例要大得多，但还是极少数人才能成功，因为参加考试的人数也同时大增，所以“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沾寸禄者多矣”！

　　尽管这样不容易，但是很多读书人好不容易考上了，也当官了，没几天，自己要求退休回家，不干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明朝陕西高陵人吕柟，状元出身，一辈子为官治学，为人处事，皆以希贤希圣为宗旨，当官数次辞职；皇帝数次起复请他再当官，他又提意见，又辞职，如此反复多次，最后终老关中老家。你说他辛苦，然而他“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终身未尝有惰容”。

　　就是说，你让我干，我就按道理干；你不讲道理，我就不干，哪怕我饿死也不干。吕柟道德文章、行为事业，为天下楷模，名声远播，当时自称“小中华”的朝鲜国给明朝皇帝上书，请求赐给一套吕柟先生的文章，为其全国教材。

　　当官很不容易，可为什么遇沮则退，不珍惜自己的前程，去好好地巧言检讨，用那种神逻辑“别人是禽兽，我没当禽兽不如就不错了”，博得皇帝和上司的理解同情，保禄固位不好吗？不行！当时权宦刘瑾就是吕柟的关中同乡，他却备受刘阉打压排挤和迫害，按照世故的价值观，吕柟太执拗了，太不会来事儿了，其实你拜访一下刘瑾，吃顿饭、唱个歌、弄个书画笔会联谊，就好了呀。而这在吕柟和他的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真正的士大夫根本就不具备丝毫蒙混世事的“贱商”。

　　为什么他们那么不珍惜自己辛苦得来的功名官禄？因为他们有廉耻之心。有廉耻之心，即仁善之源，就没有“贱商”。今天的人思维贪惰，以为一建立某个制度就会万事大吉，总希望浩繁纷乱的政事人心有一个阀门，一下子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希冀毕其功于一役，忽视人的廉耻之心的培养。其实，制度再严密，人没有廉耻之心，都会钻制度的空子，慢慢将空子扯成豁口，最终致使制度崩溃。

　　要脸的和不要脸的

　　自古无奸不才，大奸大才——更远的不说，宋朝的蔡京、秦桧都是极有才的，蔡京、秦桧为人奸险，然而字都写得极好。明朝的奸相严嵩也是有才的，不仅写得一手好青词，书法也是极好的。南明小王朝，残山剩水，风雨飘摇，偏安江南一隅，其内阁首辅大臣（宰相）马士英也有才，马士英的奸名虽没有以上几位响亮，但也因“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为士大夫和史书所不齿。

　　相传马士英的画画得好。应该是真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江南人家多百般搜求马士英的画，非常喜爱。喜爱是喜爱，将马士英的画买回来，或用别的字画、古董换回来，请高手将落款的名字改掉：马字添两点变冯字、士添笔画改为玉、英字给加个偏旁变瑛字，如此，马士英变成“冯玉瑛”，这样，江南人家才愿意将落款“冯玉瑛”的画张挂于客厅书房。客人来访，观画若问：这冯玉瑛是谁？主人从容而答：秦淮河边一个妓女。客人惊叹：啊！画得真好！

　　这里面有问题，犯了考据癖者必然问：落款故然可更改，然印章如何改？某试言之：从前人观画，大约不像现在人这样，见字画就趴在上面像验尸一样看，或像警犬一样嗅来嗅去地看，那不是一般观画者的气象，那是小字画商人的做派，大字画商想必也不会那么做，见多了，望其气象即可，一眼望去即可知真伪。此其一；其二，从前中国人住房，即便是明堂，采光也不像现在这样好，所以，一般人家挂的字画，就起个补壁装饰作用，看也只看个大概；第三，从前人家玩字画，不像现在人这样神经质，除非罕见精绝妙品，就是很随便地挂，没人有意查看你家挂的是谁的作品。所以，愚以为，一眼看去是“冯玉瑛”即可。

　　此事见清代阮葵生笔记，阮氏为人严谨，所记即便为传说，也是有他的用意的。什么用意？桃花扇底看南朝，当时朝代交替，面对清廷的强悍杀伐，士大夫阶层出现了分化，有的殉国，有的隐逸，有的投降。相对那些变节投降的，偏偏秦淮河边的青楼女子，表现出了士大夫平居所倡导并力行的民族气节。

　　也就是说，江南人家宁愿挂妓女的字画，也不愿意挂当朝首辅（宰相）马士英的画。可见人心中是有是非善恶标准的。妓女卑贱无疑，正因为平常被人看不起，所以才更加注意自身所作所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见识的女子不愿意输给士大夫。妓女卑贱，但与贪鄙短视、祸国乱政的高官相比，人还是愿意选择妓女的手笔。

　　且明末秦淮河边的妓女，能脱颖而出跻身“八艳”，其才艺之佳，自不必说。想必会带动一种风气，青楼女子纷纷以学习才艺为时尚。如清代号称“无书不观”的大学者、扬州人汪中，曾客居江宁（南京），经秦淮妓女马湘兰旧居，感其人其事，写《经旧苑吊马守真文》，非常欣赏马湘兰的才华：“余尝览其画迹，丛兰修竹，文弱不胜，秀气灵襟，纷披楮墨之外，未尝不爱赏其才，怅吾生之不及见也。”汪中对马湘兰的命运给予了高度的理解和同情：“夫托身乐籍，少长风尘，人生实难，岂可责之以死？婉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已。在昔婕妤悼伤，文姬悲愤，矧兹薄命，抑又下焉。嗟夫！天生此才，在于女子，百年千里，犹不可期，奈何钟美如斯，而摧辱之至于斯极哉！”——汪中感叹自己命运与马湘兰无异，只不过身为男儿，“差无床箦之辱耳”！马湘兰不幸落入风尘，饱受摧辱，千古之下，却有汪中这样一个隔代知音。

　　这是过去的风尘女子和江南社会：风尘女子虽身份卑贱，但也要脸；江南人家知道要脸，不攀附贪鄙豪强，宁愿假托妓女，是因为跟马士英这样的坏人粘连丢不起人。

　　字为人千里面目，画为人之心迹，要脸的人不随便拿出来示人，要脸的人也不随便张挂夸赞别人的作品。

　　再说说今天的风尘女子，当今中国最有名的风尘女子是日本AV女优苍井空，据说在日本极少人知道她，日本外相来华，被问及中国人热捧的“苍老师”，外相一脸茫然无知。当然，您也可以说他是装的，装是装，至少说明人家不以此为荣，不以为这是文化输出、软实力什么的。日本外相要脸。

　　苍井空在日本不一定混得好，但是在中国貌似混得非常好，前不久她写的几个很不像样的毛笔字，看这个字可以说苍女优根本就不会写字。她的不像样毛笔字，却在以天一阁标榜文化、敬惜字纸的宁波拍出了60万元人民币！

　　这当然是一次商业炒作，苍女优所写的内容是宁波的“凤凰山游乐园”，策划操作此次拍卖活动者要的就是引发热议而使游乐园名声大噪，区区60万元与节省下来的巨额广告费相比，不算什么。至于亵渎毛笔字，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这里还很可能有内部勾兑，比如苍女优根本拿不到60万，拍卖行也拿不到相应的佣金，一切都在私下谈妥，合伙做戏而已。总之，策划操作此次拍卖活动的，要的是噱头和知名度。

　　古今对比，无非是要脸和不要脸的区别。

　　古人说世人致富，有三途：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又下焉。这次炒作，不仅是奸富，还是下流贱富——以不要脸致富，是突破下线的奸鄙之富，属于印度人甘地警告世人所说的：不道德的财富。

　　想起俗话：人无廉耻，无法可治。

　　第26页 :“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守礼者无敌

　　“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这是《诗经·郑风·将仲子》的一段，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我的二哥哥耶！别翻墙到俺家的菜园来，也别攀折院墙边上的檀树（这会暴露你的行踪，让邻居看见）。我不是心疼菜园和檀树，也不是不想你，就是怕别人议论咱俩。我其实像你想我一样想死你咧！但人言可畏，我不敢公开和你约会。”

　　套用陕北民歌的格式，大约如此——“（男）到菜园不见妹妹个人，翻墙爬树进后门；（女）哥哥你别到菜园来，折断了檀树丢不起人。（男）青檀树啊冒高高，哥哥想你受不了；（女）不是妹妹的把心瞎，外人看见说闲话。”

　　对此诗，从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此“淫奔之辞也”，太不要脸。一种说：这哪里是不要脸？这明明是要脸嘛，女子战战兢兢地谢绝男子，是害怕父兄及邻居发现，内心存人言可畏之念，能守住底线，“大有廉耻”，怎么能说是淫奔呢？

　　我同意后者。

　　“不学诗，无以言。”推衍开来理解，这首诗说的是人心里对别人的议论有所顾忌、有所敬畏。

　　先秦立闾师、设乡校，目的是存清议于州里，所以子产不毁乡校，为孔子所赞赏。尤其是两汉，朝廷选拔人才，首先要看社会上对此人的议论如何，如果有不好的名声，那一辈子就完了，所谓“一玷清议，终身不齿”。汉武帝基于求才，下诏求贤，说“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即读书人，有的人有不好的名声，但是有卓异的才能，可以为朝廷使用。但汉武帝这个政策，遭到了后来许多人的批评，认为他急功近利，开了坏风气，以致西汉尽管国力强大，但人才士风不如东汉淳善。所以，那时候的人，很注重别人对自己的议论，以至于产生了职业评论家——“惟仁人能爱人，能恶人”，汝南的（今河南平舆）许劭和许靖兄弟俩，因为善于品评人物，成为汝南评论界的权威，所谓操月旦评，凡是能获得他们兄弟一句评语的，哪怕是挨他们一句骂，在当时的人都跟中了奖一样感到荣耀。曹操和袁绍都是汉末豪强，也很敬畏许氏兄弟，曹操百般恳求许氏兄弟给自己一个点评，被磨缠得无奈，许劭给了曹操一句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得了这一句话，满意而去。而同在汝南的袁绍，乃豪强贵族官二代，他从濮阳令卸任回家的时候，带着豪华的车队和众多仆从，一路玩耍，十分高调。但是，即将进入汝南郡地界的时候，袁绍竟然辞谢宾客，遣散随从，一下子很低调。众人不解，问为什么，袁绍说：哎呀呀！我这样的排场要是让许劭先生看见了，那怎么得了！袁绍竟然一个人轻车简从回家了，丝毫不敢嘚瑟。

　　从前，因为人顾及自己的名声好坏，所以清议存焉，“君子有坏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定论于乡而民不犯”。有的人竟然因为清议加身而一辈子沉滞不得志，比如写《三国志》的陈寿，他父亲去世，陈寿热孝在身，依礼当严谨守孝，生活越清简越好，不能贪图享受和娱乐，否则一旦被人发现，就不得了了。陈寿因悲伤而生病卧床，家里的丫环捧了一碗汤药给陈寿喝，这一情景，正好被前来拜访他的一位客人看见了。这个客人到外头一说，引起了众人的议论，认为陈寿在守孝期间竟然使用丫环，这就是贪图安逸。陈寿被这样议论，还不能辩驳，辩驳只会更麻烦。更严重的是，朝廷竟然因此清议而很多年都不用陈寿。

　　阮简的父亲去世，他严谨地守孝。但是，一次去拜访县令，县令用酒肉招待他，阮简不好不给主人面子，就简单地吃了一点，这事儿被人知道了，引起清议，“废顿几三十年”，几乎把一生毁了。

　　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说，“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将自己的本家兄弟比喻为魏晋时期非常有才华的谢惠连。可是，这个谢惠连，父亲去世，他守孝期间，应别人邀请写了几首诗，招致清议，舆论认为他守孝期间内心不够谨敬，居然操弄雕虫小技，甚为轻浮，“坐废，不豫荣伍”。也把一生功名毁了。

　　这都是有名有姓的大腕儿，因清议而被毁废，没名的士人因此被毁的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前人却从不替他们惋惜，也不太同情他们，更无人为之叫屈。因为在前人宏大的思维里，不会拘泥在一个人的遭遇上面。他们更认为，清议也许对人过苛，但是，因为清议所在，价值观就在、标准就在，若人被毁废，等于向世人昭示了清议的价值、标准和底线。

　　所以，顾炎武感慨道：“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你不让人发表意见，那人就盼望着更粗暴的颠覆了。

　　到了明朝，朱元璋很重视清议，他下令每里（即一百一十户）必须设立公共设施：两个亭子，一个是表彰好人好事，曰旌善亭；一个是彰灼坏人坏事，曰申明亭。所以，明末大儒孙奇逢，日子尽管过得很穷，但是，因为他对人的评价在官府每年的乡邑士绅的考核中很起作用，所以，许多人平时都向孙先生贡献财物，以求能获得美言，但孙先生全部拒绝，一介不取。

　　清议就是让人说话占地方，连说话都不占地方的时候，甚至不让说话的时候，干戈必然至矣。这一点都不是危言耸听。

　　守礼者无敌

　　南朝蔡廓，极有才学，品行端正，言行守礼，虽身处乱世，却几乎没有出过差错。晋末桓玄专权，见社会风气很乱，老百姓动不动讥刺朝政，平居造谣，借故生乱，哪里发生个什么局部小冲突，很快就被风传演绎成一个大乱子，所谓末世人心思乱，搞得当政者很头痛。桓玄就打算恢复加重肉刑，治治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刁民，有个议政郎甚至建议巡捕可以随意射杀刁民。蔡廓上书，议论加重刑法的危害，其思维之深奥严密，议论之从容清澈，词约义丰，晓畅易懂，足以为古今中外法制之典范。今天人们说刑法，争论死刑废存等等，均不能出其右。蔡廓主张“德刑兼施”，所谓德，即待人以礼。朝廷待人以礼，人则敬朝廷以礼，即所谓“立于礼”。

　　蔡廓的母亲去世，他守礼丁忧，服阕即期满，回朝继续当官。当时朝廷让疑犯的子孙揭发其父祖的罪行，相当于划清界限。蔡廓立即上书制止，他说这样虽然能将罪犯的罪行发掘出来，但是对社会的危害很大：“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亏教，即于名教有亏，不合圣人所谓子为父隐之礼，大伤世俗人情，对社会的危害很大，人人相互揭发，使社会风气浇薄，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变得刻薄寡恩。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蔡廓很年轻就当了很大的官，是南朝的年轻干部，名声响亮，人皆仰慕其正直。蔡廓并不以年轻得志而自傲，而是谨慎守礼，恭敬做事。每逢年节，蔡廓换上整齐的衣服，给自己的哥哥行礼。他平常把自己的收入都交给哥哥，自己需要花钱的时候，还要向哥哥申请。他在外地出差，媳妇捎信来说让他买一件夏天的衣服寄回来，蔡廓复信：衣服家里管事的按照每个季节都有预备，不用给你另买。

　　蔡家谨慎守礼之风，影响到蔡廓的儿子蔡兴宗。兴宗生长在诗礼之家，三四岁就表现出与其他孩子的区别，蔡廓很欣慰地说：我儿子兴宗四岁，我看他的神气似乎不错！蔡廓盖了两个大宅子，先盖东边的，给自己的哥哥蔡轨住，蔡轨此时也当官了，回来见弟弟给自己盖了房子，就给弟弟一笔相当于盖房子的钱。没等大人说话，十岁的兴宗对母亲说：我们一家人生活共丰俭，大伯给的这钱不能要。蔡轨听了，高兴地说：我这六十岁的人了，做事还不如这个十岁的小娃娃！

　　蔡兴宗后来也在朝廷任尚书之职，行事依礼，端整持正。宋孝武帝清明祭扫祖陵。回来的路上，看见莺飞草长，想游玩打猎，群臣欢呼，唯独蔡兴宗语调沉静地说：祭陵是给天下做孝行榜样，是情敬并重的严肃礼仪。国家电视台正在直播近日的祭祖大典，万民仰瞻，您这样突然停车去打猎，老百姓会怎么想？孝武帝只好作罢。

　　孝武帝的弟弟广陵王刘诞造反，朝廷大军经过艰苦决战，平定叛乱，刘诞兵败被杀。孝武帝走出宫禁，高兴至极，令所有人呼喊万岁。蔡兴宗沉默不语。孝武帝问何故，兴宗曰：陛下应该对今天的杀戮感到痛哭流涕才是。言下之意：造反的是您的亲弟弟，这不是多么荣耀的事儿，虽然他兵败惨死，但是兄弟相残，有那么值得高兴吗？

　　蔡兴宗的朋友范义是广陵王的手下，也参与叛乱被杀，曝尸荒野。蔡兴宗郑重地将范义的尸首收敛起来，依礼祭奠，并派人将灵柩送回范的老家。孝武帝知道了，很生气：兴宗你为何给乱贼收尸厚葬？蔡兴宗平静地回答：皇上您杀您的叛贼，臣葬自己的朋友，两不相干啊！您要是觉得我这也算犯罪，我甘愿领罪。孝武帝无语。

　　同样，孝武帝的儿子刘子业即位后凶残荒淫，被孝武帝的另一个弟弟刘彧起兵推翻了，刘子业曝尸街头，无人敢收尸。蔡兴宗对刘彧说：他虽然很凶残荒淫，但毕竟做过天下之主，这样曝尸街头，不合礼制，应该简单地安葬他。您现在做了皇帝，您的天下有这样的事情可不好。况且他不入土，别处就会有人以此为借口造反。刘彧听从了他的建议。

　　宋孝武帝晚年，耽于淫乐，经常让他身边宠爱的奴才打骂侮辱群臣取乐，但是见了蔡兴宗，则不敢加以谩词，对他说话很客气。奴才们更不敢打骂蔡兴宗，见了他都赶紧躲起来。蔡兴宗不苟言笑，身上那种守礼持正而带来的正气，就连皇帝也不敢过分放肆，皇帝举办宴会，从来不敢请他。当然，皇帝跟你不敢放肆，有所忌惮，不敢随便呵呼斥骂你，你就没有机会与上级培养狎昵之亲，关系也就不会太融洽，不会成为哥们儿。也正因为这样，别的亲昵狎猥之臣，遭遇时局变故，奄忽得意，顷刻失落，而蔡氏一门，则很淡定。

　　蔡兴宗依礼处事，举措无失，他的许多措施在别人看来都是高深的计谋，其实他就是主张正心诚意待人，不屑用智，犹如后世曾国藩教导李鸿章：弱国办洋务，不可使用小聪明，不能耍赖皮，一切把握一个诚字即可，诚信可施予蛮貊。

　　到了蔡兴宗儿子蔡约，官至司徒左长史，时宋亡，代之以齐，齐明帝要选尚书，让百官脱了鞋，这在古人看来很失仪，就跟现在脱光了体检一样。想当尚书的官员都乖乖地脱了鞋接受检查，唯独蔡约衣冠整齐。有人对明帝说：他什么意思啊？大家都脱了，凭什么他端着不脱？他什么态度啊？这是对皇上您的大不敬嘛！齐明帝却说：蔡家是礼度之门，他这样端着，我喜欢。

　　第27页 :惩罚的艺术/十岁小孩儿的风度

　　惩罚的艺术

　　我在婺源的李坑村发闲贱，买了一根家法，就是那种用木头削制的用来打人的东西。以前看戏台上，家长生气了，要打孩子，说：请家法来！被打的孩子将一根类似棍子似的家法取来，跪下，将家法高高地举在头上，请家长打自己。我觉得这个家法很有意思，就跟苏三起解时戴的那个鱼形枷一样，挺漂亮的。

　　《三娘教子》中，寡妇王春娥辛辛苦苦白天织布夜晚纺线，推干就湿，含辛茹苦地抚养前房留下的儿子薛倚哥，不料这孩子不好好读书，还顶嘴。凡顶嘴的孩子，必定以气对方为目的，所以王春娥被噎得一时语塞气涌，万千委屈悲愤聚集心头。孩子一看，真的惹祸了，也吓傻了。这时候，薛家的老仆人薛保出面，劝王春娥：孩子还小，不懂事儿，您就谅解他、消消气。单这样劝一方是不行的，试想，如果对方经这么一劝，孩子那边傻待着没表示，那长辈的尊严还是丢了。所以，薛保又劝薛倚哥：看把你妈气得，你赶紧去赔罪，把家法请来，跪地，将家法举在头上，让你母亲打你。薛倚哥不敢，怕疼。薛保教他：你对你母亲说，都是孩儿的错，请母亲责罚孩儿，给孩儿长个记性，下次再也不敢不听话了。你大声对母亲说：念在孩儿年幼，正在长身体，请母亲将家法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在儿身，疼在娘心……我说妈呀！您就免了吧！一番话说得很到位，又动人，王春娥的气也消了，一家人复归融洽。

　　我在旁边人身上使劲儿试了一下家法打人到底疼不疼，答案是：不疼，但响声挺大，它是一根木板中间掏空削成，即空心的。打下去，两片木板相互抵消力量，所以声音大，但打击力小。用来敲敲肩背、放松筋骨还可以。

　　这就是古人的智慧：动用家法惩罚，目的是教育人，也让家长消气。并不是真正的家庭暴力。正如打你用的家法并不是真的实心棍子，是空心，不是实心要打，打不是目的，教育才是目的，让家长消气是目的，恢复秩序、规范礼仪、还原规矩才是目的。

　　有时候真让家长生气，随便抄起个家伙比如农具甚至刀枪什么的要打人，怎么办？“小杖受，大杖走”，你得跑，即便是家长动用了刀枪，也不是真的把你当仇敌要消灭，而是气极了，丧失理智了。你一定要跑，在这里，躲避、逃跑就是孝道。否则家长一时失去理智将你打伤打残打死，过后复归冷静，岂不是痛悔万分？所以，要跑，不跑就是成全家长的错误，就是陷家长于不义，就是不孝。

　　另一出戏《杀狗劝妻》，说的是楚国的官员曹庄，因为母亲年迈，就辞职回家打柴，赡养老母——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士大夫要先齐家，家里的事儿安顿不好，就不愿意出来做官，政府也不欢迎这样的人当官。您说了，那为什么君王不给他一笔钱让他养母亲，别那么辛苦地打柴耕作？那时候的人不愿意要不明不白的钱，即便一般老百姓，也信奉骤然得财，非人之福。没有功劳而得食禄，一来君王不会给，二来这些都是民脂民膏，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要。曹庄过着晴耕雨读的生活，经常砍柴到集市上去卖，换钱养家。他的妻子焦氏刁蛮馋懒，经常刻薄婆婆。有一天曹庄上山砍柴，焦氏自己做好吃的，却不给婆婆吃，婆婆饿了一天，向焦氏要吃的，反而被焦氏打了一顿。曹庄回来，见母亲脸色不好，好像没吃饭的样子，就问，曹母便有所保留地将焦氏一天刻薄婆婆的事简单地说给儿子听，老太太还生怕自己给小两口儿翻是非。曹庄叫来焦氏问话，焦氏反咬一口，胡搅蛮缠，连哭带闹，把曹庄都搅和蒙了。焦氏得寸进尺，要曹庄将母亲赶出去，不然就离婚，曹庄不跟她一般见识，均不答应。焦氏蹬鼻子上脸，激曹庄没本事，要是有本事就拿一把钢刀将我焦氏杀了。话说到这个份上，真是逼鸭子上架，逼哑巴说话，欺负老实人欺负到家。曹庄一时气极，大喝一声，拔出钢刀一把，照着焦氏就劈过去了。焦氏吓得魂飞魄散，撒腿就往曹庄母亲房中跑，嘶喊求救。曹母见状，连忙阻拦曹庄，举起拐杖隔架曹庄的刀。曹庄愈加气愤，反复扑杀焦氏，撵得焦氏满屋子乱跑乱躲。这时候，曹家的一条狗凑热闹，跑过来也跟着吠叫，曹庄向焦氏奋力一砍，怎么那么巧：焦氏一缩脖儿，狗一仰脖儿，“哗啦啦钢刀起狗头落下，把一个焦氏女活活吓煞”！曹庄砍了狗头，诧异间，被母亲的拐杖打落了钢刀。焦氏又扑上来抱住了曹庄的双腿，求饶不已。这出戏依我看，数秦腔老艺人宋上华与杨令俗两位先生演得最好，现存的录像是两位老先生80多岁时的演出实况，十分耐品味琢磨，宋上华先生扮演的焦氏，虽刁蛮馋嘴懒，但不似别人演的那么粗俗，有一种戏中人的感觉，别人演焦氏追求效果，恨不能在台上撒泼，就很低俗了。您不信，可以对比一下。我观宋上华先生的表演，想象：即便传说中的荀慧生、筱翠花也不过如此。

　　这里要说的是，曹庄惩戒妻子焦氏，好说歹说都不听，气极举刀就砍——我过去看这出戏，总觉得杀狗跟劝妻关系不大，即缺乏必然的、内在的因果关系。现在思之，关系正恰：但凡人被气到曹庄那个样子，情绪极度亢扬激动，胸中怒气勃郁壅塞，那就非要给现实兑现点什么后果不可了，否则那个情绪落不下来、气愤难平。就是说，曹庄如果是个外人，焦氏再胡搅蛮缠，用话激他，也不至于挨刀被杀。但是人在气头上，很难有板有眼地处理问题，所谓“激情杀人”一说，在这里用得上。这时候，那条该死的狗充当了英勇献身的角色，用它的头和鲜血缓解了曹庄的怒气，满腔的激愤算是有了一个着落点。否则，非要杀了焦氏不可。

　　焦氏经此惊心动魄，死里逃生，身心大受刺激。加上曹母的劝慰，焦氏表示要痛改前非，孝顺婆婆。戏在欢乐中落幕。

　　人与人闹矛盾，往往以气对方为能，以气对气，这是很不明智的。惩戒晚辈下属，不是变态地真正伤害对方，施惩者和受惩者均要有一个默契，不是你死我活那么真仇恨。所以，做晚辈下属的，要能认错赶紧认错，千万别顶着，为一口没意义的气顶着，对谁都不好，若将恶气兑换成现实的恶果更不好——钢刀向你砍过来，未必有条该死的狗正好仰起它倒霉的脖子。

　　十岁小孩儿的风度

　　如今，一个保姆如果不慎将主人家的孩子摔在地上，家长会怎么样，您懂的。

　　南北朝齐高帝第十六子萧铿小朋友，被封为宜都王。小王爷十岁那年，奉命去一个地方视察工作——没办法，人家虽然年龄小，但地位高，是大干部，视察工作，是帝王家对小孩子的锻炼，其实就是去玩儿，那也得叫视察工作或者调研。

　　王爷驾到，地方官员忙坏了，赶紧收拾街道卫生，把店铺的招牌都统一了，全都变成那种条条框框的傻样子，看起来整齐而无个性、无区别，卖粮米油盐的跟卖男女性用品的没什么区别，看起来让人眼晕，就跟今天西安街头的商铺招牌一样。虽然不美观，水平不高，但是绝对整齐，能让上级领导感觉出地方官的恭敬和孝心。

　　可是，百密一疏，还是出了纰漏——当地召开一定级别的干部大会，给首长汇报工作，会议室布置工作不细致，安检不到位，首长座位背后的屏风没有安装好，十岁的首长宜都王萧铿小朋友刚坐下，清了清嗓子说：同志们——屏风就倒了，巨大的屏风正好压在小首长的背上！

　　地方长官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其余官员也大都尿了裤子。可是，小首长宜都王萧铿小朋友，“颜色无异，言谈无辍”，就是脸上一点都没有惊愕、差异，更没有不高兴的意思，就跟没发生一样。屏风被移开，宜都王萧铿说：没事儿，咱们继续开会！他见地方长官吓昏过去了，许多干部都被吓得尿裤子了，一摆手，让随从给地方长官掐人中，把他救过来。十岁的宜都王萧铿小朋友在满屋子尿腥味儿中，给干部们做了一个精彩的工作报告。对地方官员发表讲话，声音从容镇定、徐疾有度，内容条理清晰、高屋建瓴。史书记载，夸奖萧铿小朋友雅量加达观，简称：雅加达。

　　南朝沈道虔家屋后有一片竹林，竹笋欲破土时节，总有人去偷他们家的竹笋。家里人抱怨，说应该报警，至少要投诉。而沈道虔却让家里人买了一大堆比自家竹林长得还大的竹笋，派专人在路边蹲守，一旦有人挖他们家竹笋，就上去说：这片竹子是要让它们长成竹林的，您如果想吃竹笋，我们给您买了更大的，还是绿色无公害食品。人皆惭愧而去。竹林得保。

　　北周官员伊娄谦奉命出使南齐，随行的参军里头出了个叛徒高遵，私通南齐，让对方把伊娄谦扣押下来了，作为人质。其时周齐交恶，大战在即。伊娄谦在齐受了很多苦。后来北周把南齐这块地方攻打下来了，抓了许多俘虏，其中就有叛徒高遵。北周武帝宇文邕让兵士押着高遵到伊娄谦跟前，有通信员传旨：皇上说了，叛徒高遵交给你，你怎么折腾他都可以，“任令报复”。伊娄谦面见周武帝，说：当时情况复杂，高遵叛国固然可恶，但依人之常情，他也有可谅解之处，请陛下收回成命吧！臣个人不报复他。周武帝说：那好！那就把他带到外面去，让过路的人每人给这臭不要脸的高遵脸上吐一口唾沫，让他知道叛国的耻辱。伊娄谦又磕头上奏：高遵的罪又不能用吐唾沫解决，这样显得咱们没品。周武帝宇文邕手指着伊娄谦，又气又笑：哥儿们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可真是个淡、定、哥！

　　写至此，想起一件事：中学时，有同学当了空军，我们那里叫验上了空军。同学们赶去送他，我从县城骑车去，路过某镇，公路上晒了许多玉米秸秆，任人车踏碾。我骑车过，突然两个在路上玩耍的小朋友中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踩到秸秆滑倒，我的自行车正好从她的小腿上碾过去。小女孩哭了，我下车，吓坏了。这时，小女孩的爸爸走过来，将孩子扶起来，让孩子走了走，没事儿。旁边有个妇女嚷嚷：让他把娃弄到医院检查去！小女孩的爸爸冲我摆摆手说：行了，你走吧！要是放在现在，会吗？